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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四

　　妹妹说："爹，我们给你送一条被子上来，还有枕头。"

　　父亲背靠着木柱子坐着，眼睛望着墙外的原野，忧伤地说：

　　"小通，娇娇，你们下去放把火，把爹火葬了吧。"

　　我和妹妹齐声说："爹，您千万不要这样想，如果没有您，我们活着还有什么意思？爹，您一定要坚持，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我和妹妹放下饭篮子，提起胶皮桶，刚想下台，父亲用他的大爪子搓搓脸，站起来，说："不用了。"

　　父亲提起一个胶皮桶，放在手中前后悠动几下，使胶皮桶获得惯性，然后一松手。胶皮桶飞到围墙外边去了。

　　父亲的举动使我大吃一惊，我预感到不幸的事情就要发生了，便猛地扑上去，抱住了他的腿，哭着说：

　　"爹，你可不要跳下去，你跳下去，会摔死的。"

　　妹妹也扑上去抱住了父亲另一条腿，哭着说：

　　"爹，我不要你死。"

　　父亲抚摸着我们的头，脸仰着，好久才低下。他眼泪汪汪地说：

　　"孩子们，你们想到哪里去了？爹怎么会跳下去呢？爹这样的人是没有志气的。"

　　父亲跟随着我们下了高台，走向办公室。路边的人用古怪的眼光看着我们。我骂道：

　　"看什么？你们谁有本事就爬上高台试试。我父亲在上边呆了七天，你们如果能呆八天，才有资格议论我的父亲，否则就闭上你们的臭嘴。"

　　那些挨了我骂的人都灰溜溜地跑了。我得意地看着父亲，说：

　　"爹，没事，你是最优秀的。"

　　父亲脸色灰白，没说什么。

　　父亲跟随着我们进入办公室。老兰和母亲神色平静，连一点异常的反应也没有，好像我们不是从高台上下来，而是从车间里、或是从厕所里回来。

　　老兰说："老罗，好消息，家家富超市拖欠我们那笔款子终于还了。今后，我们不再跟他们打交道了，这些背信弃义的家伙。"

　　父亲灰着脸，说："老兰，我辞了，这个厂长，我辞了。"

　　老兰吃惊地问："为什么？为什么要辞？"

　　父亲坐在凳子上，低着头，过了很久，说："我败了。"

　　老兰说："老兄，你耍什么小孩子脾气啊？我有什么地方得罪你了吗？"

　　母亲用鄙视的口吻说："老兰，你不要理他。这人，经常自己得罪自己。"

　　父亲似乎要发怒，但摇摇头，噤声了。

　　老兰将一张花花绿绿的报纸扔给我的父亲，声音低沉地说："罗通，你看看吧，我那个三叔，撇下亿万家产，和那么多爱他的女人，在云门寺剃度出家了……"

　　我父亲麻木地翻看着那张报纸。

　　"我这个三叔，是个高人，奇人，"老兰感慨万端地说，"以前，我自认为很理解他，但现在我才知道，我是个大俗人，根本不可能理解他。老罗，其实，人生这样短暂，什么女人，钱财，名誉，地位，都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三叔算是悟透了……"

　　"你也快要悟透了。"母亲用嘲讽的口吻说。

　　"我爹在高台上待了七天，也悟透了。"妹妹尖利地说。

　　老兰和我母亲都用惊讶的眼光看着我妹妹。过了片刻，母亲说："小通，带着妹妹到外边玩去，大人说话，你们不懂。"

　　"我懂。"妹妹说。

　　"出去！"父亲猛拍了一下桌子，恼怒地说。

　　父亲头发蓬乱，满面污垢，身上散发着一股子酸溜溜的气味。一个在高台上沉思了七天的男人，心情不好是正常的。我拉着妹妹逃了出去。

　　大和尚，您还在听我说话吗？

　　老兰老婆的灵堂，设在老兰家的正厅里。一张黑色的方桌上，摆着一个看上去十分沉重的紫色骨灰盒。骨灰盒后边的墙壁上，悬挂着死者的一幅镶嵌在镜框里的黑白照片。照片上的头比老兰老婆的真头都要大。我注视着那张嘴角带着苦涩微笑的脸，心中一边想着我和妹妹在她家搭伙时她对我们的好处；一边纳闷：这样大的照片是如何照出来的呢？那个成了我们自己人的小报记者，举着一部长脖子相机屋里屋外地拍照。他有时弯着腰拍，有时跪在地上拍，非常卖力，胸前印着报社名字的白色圆领衫被汗溻透，贴在脊梁上。他与我们合作后，明显地胖了起来。他脸上的皮肤太紧，那些新增生的肉，在里边鼓胀着，两个腮帮子，看上去很像两个气鼓鼓的小皮球。趁着他换胶卷的空当，我走到他的面前，低声问他："瘦马，那幅照片，为什么会那样大呢？"

　　他停下手中的动作，用一种内行人对外行人的轻蔑态度对我说："放大的呗，如果你需要，我可以把你的照片放得比骆驼还要大。"

　　"可是我没有照片。"

　　他端起相机，对准我的脸，喀嚓一声，说："有了。过几天我就把放大照片给您，罗主任。"

　　我妹妹从后边跑过来，嚷着：

　　"我也要！"

　　记者把镜头对准我妹妹，喀嚓一声，说：

　　"好了。"

　　"我要和哥哥合影。"妹妹说。

　　记者把镜头对准我们俩，喀嚓一声，说：

　　"合了。"

　　我很兴奋，还想跟他说点什么，但他已经转过身，抢拍镜头去了。从老兰家敞开着的大门口，进来了一个人。他穿着一件皱皱巴巴的灰色西装，里边穿一件领子乌黑的白衬衣，脖子上系着一条用粉红色的假珍珠串成的领带。下穿一条黑裤子，一高一低地挽着裤腿，露出脚上的紫红色袜子，橘红色的皮鞋上沾满褐色的污泥。他外号"四大"，嘴大眼大鼻子大牙大，其实他的耳朵也很大，叫他"五大"才对呢。"四大"腰带上别着一个"BP"机，那时候我们把"BP"机叫做"电蛐蛐"，那时候"大哥大"还很少，方圆百里之内只老兰有一部，像块砖头，由黄豹帮他拿着。偶尔通话，无绳无线，十分有派。

　　那时候别说拥有"大哥大"，拥有"电蛐蛐"也很神气。"四大"是镇长的小舅子，也是我们乡镇里最有名的建筑包工头。我们镇的所有工程，大到修公路，小到建公厕，都由他来承包。在一般老百姓面前他耀武扬威，但是在老兰面前他不敢，在我母亲面前他也不敢。他腋下夹着一个皮包子站在我母亲面前，点头哈腰地说：

　　"杨主任……"

　　我母亲那时候已经是华昌总公司的办公室主任、总经理助理，还兼任着肉联厂的主管会计。那天她穿着一身黑色的裙装，胸前缀着一朵白色的纸花，脖子上挂着一串洁白的珍珠项链，不施脂粉，神色肃穆，目光犀利，像一个正楷大字，像一篇严肃的悼词，像一棵庄严的松树。

　　"你来这里干什么？"母亲说，"不是让你带人去建坟吗？"

　　"工人们正在那里土工作业。"

　　"你应该盯在那里。"

　　"我一直盯在那里的，""四大"说，"兰总的事情，谁敢马虎？但是……"

　　"但是什么？"

　　"四大"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小本子，翻开，说：

　　"杨主任，土工作业马上就结束，下一步建墓室，需要石灰三吨，青砖五千块，水泥两吨，沙子五吨，木料两立方，还需要其他的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杨主任，您是不是先给批点钱？"

　　"你从我们公司赚去的钱还少吗？"母亲不高兴地说，"建座坟墓又能用几个钱？还好意思来张口。先垫上，以后再结算。"

　　"我哪里有钱垫？""四大"可怜巴巴地说，"工程款前脚结算下来，我后脚就发给工人。我自己，是个过手的财神，一分钱也剩不下。先给批点吧，要不就误工了。"

　　"你这个家伙，真是不够意思。"母亲说着，走向东厢房。"四大"紧紧地跟随在后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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