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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

　　母亲脸色通红，大张着口喘粗气，额头上沁出了汗珠子。她用怨恨的眼光看着我，好像柴油机不着火儿是我造成的。我伪装出痛苦欲绝的样子，但心中窃喜。我可不愿在这样的严寒天气里坐在比冰还要凉的手扶拖拉机上，颠簸三个小时，到六十里外的县城里去啃一个冷饽饽和半块苦咸菜，就算她大发善心奖给我一根猪尾巴我也不去。奖给我两个酱猪蹄呢？但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

　　母亲失望之极，但还是不死心，寒冷的天气既是屠宰的黄金时间也是卖破烂的黄金时间。天气寒冷，注了水的肉既不会渗漏也不会变质；天气寒冷，废品收购公司的验收员怕冷，检查马虎，我们加了水的纸壳子就会顺利过关。她解开束腰的电线，脱掉那件土黄色男式夹克，将里边的那件当破烂收来的崭新的化纤毛衣扎到腰带里，显得短小精悍，气度不凡。那件化纤毛衣前胸上印着一串弯弯曲曲的字母，还有一个凌空打飞脚的女子。这件毛衣是件宝物，母亲在暗夜里从头上往下脱它时，它就会噼噼啪啪地放出绿色火星。

　　这些火星子刺激得母亲低声呻吟，问她痛不痛，她说不痛只是麻酥酥的很舒服。现在我学习了很多知识，知道了那是静电在作怪，但当时却认为收来了宝贝。我曾经动过将母亲的毛衣偷出去卖掉换半个猪头吃吃的念头，但事到临头又犹豫起来，我虽然对母亲意见很大，但也经常想起她的伟大之处，她最让我不满的其实也就是不让我吃肉，但她自己也不吃，如果她自己偷偷地吃肉而不让我吃肉，那别说偷卖她一件毛衣，就是把她卖给一个人贩子，我也不会眨巴眼，但她带着我艰苦创业，连一根猪尾巴都舍不得吃，我还有什么话好说？母亲带头，儿子只好跟着受，只盼父亲回来让这苦日子赶快结束。

　　她鼓足干劲，摆好架势，深深地呼吸几次，屏住气不喘，龇出门牙咬住下唇，将柴油机摇动起来。柴油机的飞轮获得了大约每分钟二百转的速度，这样的速度相当于五匹马力了，这样的速度如果它的燃烧系统还不做功，那这台狗娘养的柴油机就实在是太混蛋了，不是一般的混蛋，而是混蛋透顶。它就是混蛋透顶，母亲耗尽了力气，将摇把子扔在地上。柴油机冷漠无情地微笑着，一声也不吭。我看到母亲脸色焦黄，目光茫然，一副心灰意懒、斗志涣散的样子。母亲这样子比较可爱，我最反感最害怕的就是她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样子。

　　那样子的母亲最为吝啬，为了攒钱，恨不得带着我吃土喝风。而眼前这样的母亲，还有可能挥霍一下，擀一轴子杂面条，炒半棵白菜腚，淋几滴菜子油甚至还可能加上一点咸得能让人蹦高的臭虾酱。在电灯照亮了我们村子十几年后，我们新盖起的大瓦房里竟然没有敷设电路。当年我们住在爷爷留下来的茅草屋里都用电灯照明，但现在我们恢复到了用菜油灯照明的黑暗时代。母亲说她这样做并不是吝啬，而是用实际行动抗议乡村干部抬高电价搞贪污腐败。

　　当我们守着如豆的油灯吃晚饭时，母亲的脸在昏暗中一定是得意洋洋。她说：涨吧，涨到每度八千元才好，反正老娘不用你们的王八电！母亲心情好的时候，晚上吃饭连菜油灯也不点。如果我提意见，她就会说：吃饭也不是绣花，不点灯难道你还能吃到鼻子里去吗？她说得很对，不点灯的确也吃不到鼻子里去。碰上这样一个提倡艰苦奋斗的娘，我只能逆来顺受，半点脾气也没有了。

　　母亲因为发动不起来柴油机沮丧地上了街，大概是找人讨教去了吧？会不会是去找老兰？完全可能，因为这机器是老兰家淘汰下来的，老兰自然熟悉它的脾气。过了一会儿她风风火火地回来了，兴奋地说：

　　"儿子，点火，点火烧这个狗杂种！"

　　我问："是老兰让你点火烧吗？"

　　她吃惊地盯着我的眼睛，问：

　　"你怎么了？你为什么用这样的眼神看着我？"

　　我说："没什么，那就烧吧！"

　　她从墙角上抱过来一堆废胶皮放在柴油机底下，从屋子里引出火种点燃。胶皮燃烧，黄火黑烟，散发出刺鼻的臭气。前几年我们收购了大量的废胶皮，需要熔化后铸成方块，废品公司才肯收购。那时候我们还在村子中央居住，我们制造出的臭气引起了左邻右舍的强烈反对，从我家院子里飘出去的带油的黑烟弥漫了整个村庄。起先是东邻的张大奶奶端着一瓢从她家水缸里舀出来的水来给我母亲看，我母亲根本不看，但是我看到了：水瓢里浮动着一些黑色的小蝌蚪状的东西，那就是我家燃烧胶皮时落下来的烟尘。

　　张大奶奶愤怒地对我母亲说：小通他娘，你让我们喝这样的水，心里不愧吗？我们喝了这样的水会生病的！母亲用比她更加愤怒的口吻说：我不愧，半点也不愧，你们这些卖黑心肉的人家，死绝了才好呢！张大奶奶还想说点什么，但看到我母亲那两只因为愤怒变得通红的眼睛，就知难而退了。后来，又有几个男人到我家里来提抗议。我母亲跑到大街上放声大哭，说几个男人联手欺负孤儿寡妇，引得路人驻足观看。老兰家就在我们家后边，他掌握着批宅基地的大权。我父亲在时就在母亲的嘟哝下向他提出过批一块宅基地的请求，他等待着我们进贡。父亲根本就不想盖什么房子，当然也不会进贡。

　　父亲悄悄地对我说：儿子，有肉我们自己吃了多好，为什么要给他吃？父亲走后，母亲也向他提出过要求，并且送给他一包饼干，但母亲刚从他家出来，那包饼干就飞到了大街上。我们烧起来胶皮不到半年，有一天在去县城的路上与他相逢。他骑着一辆草绿色的三轮摩托车，挡风玻璃上涂着"公安"字样。他戴着一顶白色的头盔，穿着一身黑色的皮衣。车旁的挂斗里，端坐着一匹肥胖的大狼狗。狼狗鼻梁上架着一副墨镜，像个饱学之士。它严肃地看着我们，令我心中发毛。当时我们的拖拉机出了毛病，母亲急得团团转，见车拦车见人拦人，拦住了就请人家帮忙，但没人愿帮我们的忙。

　　我们拦住了摩托车，老兰掀开头盔我们才知道拦住的是他。他下了摩托车，踢了生锈的挡板一脚，轻蔑地说：这破车，早就该换了！母亲说：我计划先把房子盖起来，然后再攒钱换车。老兰点点头，说：行，还挺有谱气。他蹲下，帮我们把拖拉机修好。母亲拉着我对他千恩万谢。他用破布擦着手说：谢个。

　　然后他用手拍拍我的头，说：你爹回来过没有？我猛地拨开他的手，退后一步，仇恨地看着他。他笑着说：好大的脾气，其实你爹是个混蛋！我说：你才是个混蛋！母亲拍了我一巴掌，斥责我：怎么跟你大叔说话？他说：没关系没关系，给你爹写封信，告诉他，让他回来吧，就说我已经原谅了他们。他跨上摩托车，发动起机器，摩托轰鸣，排气管子叭叭地响，狼狗汪汪地叫。他大声地对我母亲说：杨玉珍，不要烧胶皮了，我马上就把宅基地批给你，今天晚上到我家来拿批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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