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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七


  闻到香味,边区医院里的医护人员、病人纷纷聚过来,每人领两个窝头,盛一小碗杂炊,围坐着吃起来。吃完了以后,不知谁起的头,居然开始唱起歌来。这些歌和方三响在上海听过的不太一样,像是军歌和纪律歌,铿锵有力,节奏感强,很适合一起鼓掌合唱。还有几个女子搬出纺车,一边唱一边纺起线来。

  一起参加合唱的,还有第10、第23两支医疗队的医生们。方三响认出了几张熟面孔,都是上海医界的同行。他们的面相和在上海时比,粗糙了很多,精神却很放松,看来已完全适应了这里的生活。

  在呼呼的风声和嘹亮的歌声中,方三响也拿起一个窝头,靠在磨盘旁边,边吃边从怀里拿出一封信来。

  他自从投身战场之后,与老婆孩子已有数年未见。林天晴在武汉沦陷之后,便彻底与他断了联系,不知道随军队撤去了哪里。这一封信,还是半年前姚英子通过在长沙的救护总队辗转寄过来的。方三响没事就会拿出来看一遍,信纸都被磨出了毛边。

  在信里,姚英子说他们在重庆已经顺利落脚,这里环境很好,孤儿院的孩子们都很高兴。她准备休养一段时间,就着手筹备卫生示范区的工作。

  信的下半截,是方钟英写的,这小子练得一手好字,在医生家庭里可不多见。方钟英说他现在是歌乐山下有名的说书先生,到处给人讲故事,可受欢迎了。他甚至考虑自己试着写一写。

  每次看到这里,方三响都会笑。方家居然要出一个作家了,如果爹知道该多高兴。不过……他又看了一遍,姚英子说她“休养一段时间”?这么说之前生过病?不过她自己就是医生,应该懂得如何治疗吧?方三响一转念,又想起另外一个许久不曾谋面的家伙。

  “不知道孙希在上海怎么样?”

  他留守在沦陷区的红会第一医院,通信早已断绝。那个叫川岛真理子的女人,不知是否还在纠缠。幸亏翠香也在,多少有个照应,希望他们能平安。

  如今三人天各一方,分别良久。方三响每次读信,脑中便会浮现当年他们在外白渡桥看日落的情景。那时候多美好啊,三个人正青春年少,无忧无虑,峨利生医生、沈会长、柯师太福医生、陶管家、项松茂他们也还健康地活着。

  可方三响也明白,那种美好只是种幻觉。整个上海都是一种幻觉。如果沉迷在那座茧房里不出来,便无法看到真正的中国,更无法诊断出早已病入膏肓的肌体。如今国土沦丧大半的劫难,在那时早已种下种种前因。

  方三响阅读良久,然后把信仔细叠好,放回贴身口袋,也加入合唱中去。

  当天夜里,方三响就和刘筠睡在放爱克斯光机的窑洞里。说实话,这里面又黑又憋,土炕睡起来又硌得实在不舒服。好在他尸体堆里都睡过,从不挑拣这个。在外头呼啸的风声和刘筠的呼噜声中,方三响也沉沉入睡。

  在梦里,方钟英举起刚出版的一本厚厚的小说,在哈佛楼前向爸爸和妈妈夸耀,姚英子、孙希和翠香围拢在身旁,一起撺掇他请客,欢声笑语,一口一个“蒲公英”——这外号可是好久没听过啦。

  次日方三响早早起了床,听见院子里有响动。他披上衣服出去看,发现警卫班的士兵在挑水。这座医院之所以临时安置在这里,是因为附近有一口深井。陕北水源缺乏,靠井靠河的地方最为金贵。

  方三响最怕闲着,索性也去帮忙。他连续挑了三四趟,灌满了两个大水缸,忙得满头大汗。这会儿其他人也陆续起床了,他搁下扁担去吃早饭,忽然看见徐东从外面匆匆回来。

  原来徐东昨晚没待在医院,拍完片子之后便返回延安去汇报工作了,没想到他一大早又赶回来。这一来一回,脚程可不近。徐东一见方三响,拽住他说:“方医学,麻烦你去叫一下防疫队的医学们,咱们得开个会。”

  昨晚方三响已经听其他医疗队的人说了,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他们没事就喜欢开会。他当即把防疫队其他人叫起来,来到一个空置的窑洞。椅子不够,大家就席地而坐。

  第54防疫队的队长叫蒋烁,来自北京协和;副队长花培良大夫,是湘雅医院的一位老资格。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医生齐聚在这个小窑洞里,都把目光投向徐东。

  徐东拿出一根卷烟,放在鼻子下嗅了嗅,没舍得抽,随后开门见山。原来在延安东北大约五十里的山沟里,有一个小地方叫郭梁沟,前两天暴发了一场疫病。

  西北的疫情向来非常频繁,鼠疫、霍乱、天花、斑疹伤寒、回归热一样不缺,尤其是每年三四月份,都是疫病高发期。之前军阀混战,从来没人好好整治。直到共产党到了延安,建立起防疫委员会,才真正重视起来。但限于资源和经验,他们暂时只能建起预警体系,让各地有疫情及时汇报给延安,但具体防疫工作展开却比较困难——之所以邀请第54防疫队来这里,主要就是这方面的原因。

  “郭梁沟再往西北不远,就是甘谷驿,那里我们有一个第二兵站医院,是最靠近前线的医院,里面伤兵很多。万一疫情扩散到那边,可是要有大麻烦的。希望几位医学帮帮忙,处理一下。”徐东盘腿坐在炕头,忧心忡忡地说道。

  蒋队长当即表示责无旁贷,这本来就是防疫队的本职工作。不过目前防疫队的工作重点,是延安城区和周边县区,人手实在不够。他们商量了一下,决定先派方三响去郭梁沟调查一下,指导当地的防疫工作。

  徐东把卷烟塞回口袋,说他正好也得去第二兵站医院办事,不如陪方三响走一趟。防疫队的人其实都明白,他们外出必须有一位卫生干部陪同,既是监督,也是保护。

  散会之后,徐东牵来了两头骡子,揣了四个硬馍和两条腌萝卜。方三响带了几样常见的药物和试剂,统一放在绣着红十字的布挎包里,两人一起上了路。

  陕北地界放眼望去,几乎满是土黄色的景致。这里的地形简直就像是一张当地人的面孔,黑黄色的肌肤皴裂,生出密密麻麻的皱纹,沟、坎、坝、塬、梁、壑……层层叠叠。方三响真不知道,如此单调的风景竟有这么多名词来形容。

  但这风景又很宏大,天地高阔,目力可以落到极远处的地平线上。整个人的心境一下子便舒张开来。这两匹黑瘦的骡子钻行于褶皱之间,活像两只小小的跳蚤。

  听着徐东在骡子上絮叨,方三响才知道陕北的局面有多么困难。农村往往走上几百里地都看不到一个医生,找不到一个药铺。就算镇集上有,农民也看不起病,吃不起药,只能小病自愈,大病等死。尤其是疫病一旦暴发,经常整个村子一起完蛋,所以在陕北有个称呼叫“屋病”或“村病”,不特指某一种病,而是指所有会导致大面积死亡的恶性时疫。

  “中央其实一到陕北,就先建了永坪医院和下四湾医院,前年又把边区医院搞起来了,今年还准备再建一个八路军军医医院,听说好多洋医生都报名了。只不过还是太少,人也不够,药也不够。”

  徐东忽然有点不好意思地摸了摸鼻子:“哎呀,中央今年二月刚开完生产动员大会,号召自己动手。我怎么又抱怨上了,真是不医学,不医学。”方三响在骡子上侧过头:“徐科长,你为什么会来?”

  “这不是为了陪你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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