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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三


  麦家:我们知道,真实的生活里其实充塞着太多的不真实,儿子为了一双名牌皮鞋把母亲杀了,贪官把几亿现金窝藏家中,事发后夜以继日地焚烧,匪夷所思到了完全失真——失去“标准像”!但我们不能指责生活,因为生活有不真实和荒唐的特权。小说有虚构的特权,却被剥夺了不真实的最小权力,《风声》中笨重的窃听设备绝不能被针孔探头替代,院子里的竹林不能换成椰子树林,否则就虚假了。小说中任何一个失真的物件、反常的细节都可能是致命的,因为赋予它虚构的特权就是要高保真,杜绝虚假。所以,海明威说,我不允许任何不真实进入到我的小说里。

  也许你说得对,历史的真实是一个伪命题,但文学的真实是一道数学题,是由读者心中的“标准像”和作家对事物的认知换算嫁接出来的。正如数学是最根本的哲学,文学的真实是最高级的,它是从生活本源中提炼出来的一种高保真,犹如玫瑰精油之于玫瑰花。

  何平:在《风声》中,历史的真相或曰真理,不是越辨越明,而是越辨越缠绕越浑浊。细读《风声》,你既是命题者又是解题人,那么在具体写作中,谜底在手的你是不是胜券在握地隐藏在文字背后的呢?不是。你把自己设定在一个面对世界之“暗”同样无能为力的捕风者的位置上,一面引领读者去建构一种确信,一面又悄悄去瓦解这种确信。事实上,你的小说到处充满着自我否定和篡改,也就是我上面提及的那种三重叙述对峙的结构,它因为对峙而具有了小说力学上的稳定性。或许正因如此,在特情小说或者谍战小说这种类型小说的专业名词被广泛接受之前,你的小说曾被命名为“智性小说”,王安忆评价《风声》时说它“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将条件尽可能简化,压缩成抽象的逻辑”。

  麦家:不是真相或真理越辨越浑,而是多了视角,多了切面。我们接受的教育过于正面、单一,这不符合认清历史真相的逻辑。在一个声音大行其道的高压秩序面前,我们需要其他声音,需要一个怀疑的声音,一种怀疑的精神:怀疑从来不会伤害真相,只会让真相变得更加清白,更加稳固。巴尔扎克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跟历史书对着干,这是文学的任务之一。

  我一直认为,《风声》里是有大绝望的。从大背景看,一九四一年的中国乃至世界是一个令人绝望的时间,二战局势未明,人类处于硝烟不绝的乱世。从小环境说,美丽的裘庄实是人间地狱,人人在找鬼,搞鬼,恶对恶,狗咬狗,栽赃,暗算,厮杀,人性泯灭,兽性大发。而真正的“老鬼”李宁玉,身负重任,却身陷囹圄,内无帮手,外无接应,似乎只能忍辱负重,坐以待毙。眼看大限将至,她以命相搏,绝地反击,总算不辱使命,令人起敬。殊不知,翻开下一页,却有人跳出来,把她舍生取义的故事推翻,形象打碎,一切归零。这是多大的绝望!空间的裘庄转眼变成时间的裘庄,我们都身处裘庄里、迷宫里,看人在时间的长河里不休止地冲突、倾轧、厮打,不知谁对谁错。“我”费尽心机,明访暗探,仍不知所终,甚至挖出来更多令人心寒的“史实”。

  重读《风声》,我依然觉得这是一部好小说

  何平:《风声》的畅销使得它不得不去面对不断更新的读者群。我让今天年轻的孩子去看《风声》,他们觉得上部“东风”有点像高级版的杀人游戏。“杀人游戏”是最近几年年轻人比较流行的一种桌游,玩家通常分为“好人”和“杀手”两大阵营,杀手知道互相的身份,而好人只能靠桌面玩家的发言推理谁是杀手(这很大程度上会造成误杀好人)。这个游戏比较考验逻辑和演技,杀手可以反串好人,可以装疯卖傻,可以借刀杀好人,最后好人都死光了杀手就赢得游戏。裘庄里被关押的人,包括肥原、王田香、二太太“老汉”都是玩家,李宁玉和后来被策反的顾小梦是怀有特殊任务的“杀手”。但读者不知孰是孰非,唯有作家心知肚明。作家是上帝,不时放出信息制造混乱,最后道出真相。这个手法几乎老套,但很奏效,把读者牢牢吸住。而下部“西风”一下把上部的逻辑性推翻了,可以说下部是反逻辑的,情节反转了,叙事也深入了,将故事推入了一种不可知的恐惧,真相的缝隙里原来藏着深渊,加上当事人(顾小梦)仿史实的叙述口吻加深了“真相”的可靠性。毋庸讳言,你的小说,尤其是这部《风声》有悬疑推理的故事外壳,让他们想到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类似杀人游戏的框架结构。当然,还有之前你已经向我们揭示出的博尔赫斯。

  麦家:我前面说了,《风声》确实跟博尔赫斯有关联,而且不仅仅是《交叉小径的花园》。博尔赫斯痴迷诡辩,他的许多小说如《阿莱夫》《圆形废墟》等,都是在是是否否中穿梭。我在写《风声》时已经吃透这一套,很着迷。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像沙漠里的一棵孤独的大树,好看,有观赏性,但感觉像一个盆景,少了风吹雨淋。这是我在写《风声》时力求超越的,所以我格外看重“静风”部分。我是费了老大劲摆平它的,它让故事停下来,让思想往前走:这是博尔赫斯的衣钵。

  何平:说到博尔赫斯,让人想到中国当代先锋文学鼎盛时代,你是从那儿出发的。但我留意了下,很少有人将你作为形式和观念意义上的先锋作家来看。从今天的中国小说格局看,你是少有的能够将上世纪八十年代先锋传统转移和安放在当下,并在当下激发出新的创作活力的作家。先锋小说家普遍征用的“元叙事”“第一人称叙述策略”“非道德化视角”“解构历史”“游戏化”以及“语言策略”等技艺,这些在你小说中被运用得娴熟老到。从整个写作观来看,你不再按照传统和先锋、雅和俗、宏大和个人等等来建立自己写作的精神谱系和边界,而是自由地调动诸种写作资源。而且,先锋注重的只是小说的结构变化和叙事策略,从小说的世界观看,隐隐约约感到你在向卡夫卡式体制对人压抑的现代命题靠近。

  麦家: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先锋文学今天大概是找不到了,连气味都闻不到。但对什么是先锋文学我有自己的理解,不是一味往前走就是先锋,有时大踏步回头也是先锋。今天我们普遍认同的先锋文学的一些要素,如你说的“元叙事”,什么“解构”“游戏”“反道德”等都失去了簇新的锋芒,老掉牙了。我甚至想,即便我们长出了“新牙”,发明了一些“新钞票”也难以发行。为什么?因为先锋文学的现场是建立在精英阅读的舞台上,而今天精英阅读的台面已经坍塌。互联网让众声喧哗,把精英赶下台,成散兵游勇,随时可能遭大众群殴。精英如虎落平川,失势了,失声了,无力发行“新钞票”,也不想发行了。所有歌声——文字也是歌声——都有表演的诉求,当精英的歌唱无人聆听,甚至只能被刻薄,闭上嘴也许是唯一选择。

  你刚才提到,我的小说有体制对人性压制的现代命题,我想这是事实。从701到裘庄,我小说里的人物都被困限在高墙里,人性被职业重压、异化,思想被信念固化,个性被强大的秩序统领、捆绑:这些无疑是中国经验。但无人去探究、研究,人们津津乐道的是谍战,是故事:这不是精英的声音,是大众的喧哗。这是令人沮丧的事情,但这是现实,恐怕也是未来。

  何平:言重了。说实话,我觉得研究你的人并不少,《人生海海》出版一年多来,我注意到至少有二十多篇评论,几乎各大文学评论刊物都做了专题研究。也许你会觉得这些声音微弱,传不远,但可以传下去。传下去才是真正的远,那些喧嚷不过是泡沫,经不起时间的风吹。

  麦家:你这是典型的精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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