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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02

  事情层层上报,最后上面传达下来一句话:我们不喜欢打仗,但更不喜欢被动挨打。

  这意思很明确,就是必须改变这种局面。

  然而,要指望701在短时间内改变局面显然不可能,迫不得已,总部只好紧急起用地面特工,即行动局的人。但这样获取情报的风险太大,而且截取的情报相当有限,只能是权宜之计。要彻底改变局面,除了让侦听员把失踪的敌台找回来,没有第二个办法。为尽快找到失踪的敌台,701临时成立了一个办公室,专门负责四方奔走,招贤纳才。办公室由701头号人物铁院长亲自挂帅,侦听局吴局长直接领导,下面有七个成员。我就是成员之一,当时在侦听局二处当处长。

  在总部的协助下,我们很快从兄弟单位抽调了二十八名专家能人,组成了一支“特别行动小组”,每天在茫茫的无线电海洋里,苦苦搜索,寻觅失踪的敌台。我们的努力是双倍的,但收获并不喜人,甚至令人十分担忧。特别行动小组,加上我们原有的侦听员,浩浩×××人,每天二十四小时忙碌,一个星期下来,却仅仅在四十五个频率上听到了敌台的声音,而且都转瞬即逝的。

  要知道,军用电台不像民用广播,后者使用的频率一般不变的,而前者使用的频率少说是一天三变:上午一套频率,下午一套,夜间一套;三天为一个周期。这就是说,一个最低密度的军用电台,至少有九套频率(3套×3天)。一般的电台通常有十五或二十一套频率,个别特殊电台,它变频的周期有可能长达一个月,甚至一年,甚至没有周期,永远都不会重复使用频率。

  据我们了解,对方师旅级以上单位至少有一百部电台在工作。换句话说,我们至少要侦听到他们一百部电台的声音,才能比较全面地掌握敌情,好让高层做出正确的战略部署。如果一部电台以平均十八套频率计算,那么100×18=1800套频率。而现在一个星期过去了,我们仅仅找到了四十五套频率,只有最起码要求的2.5%。以此类推,我们少说需要二十五个星期,即将近半年时间,才能重新建立正常的侦听秩序。而总部给我们的极限时间只有三个月。

  很显然,我们面临的现实十分严峻!

  §03

  说来奇怪,虽然同在一个院子,他是大领导,我是小领导,要说应该是有接触交往的。但就是没有,怪得很。我是说,以前我还没有正面地接触过我们院长,铁院长,只是不经意地碰到过几次,点头之交,认识而已,给我的印象是个子很高,块头很大,长相很英俊,但对人很冷漠,老是板着脸,不苟言笑,像个已淡出绿林的武士。单位里的人都害怕他,怕他沉默中的爆发,有人甚至因此给他取了个绰号,叫“地雷”,意思是碰不得的。这一天,我正在打电话,他突然气冲冲地来到我们办公室,进门二话不说横到我面前,抢过了我手上的话筒,狠狠骂道:

  “我从半小时前就开始给你们打电话,一直占线,说,你在打什么电话,如果不是工作电话,我就撤掉你的职务。”

  好在有吴局长作证,我打的是工作电话,而且就是联系侦听员的事,无可指责,否则我这个处长就只有去天上飘了。由此可见,“地雷头头”真正是名不虚传啊。

  平静下来后,首长(铁院长)对我们招贤纳才的工作提出质疑,认为我们老是在“圈子内”挑来选去,收罗到的或正在收罗的只是优秀的侦听员而已,而701现在更需要在听觉方面有过人之处的怪才,偏才,甚至天才。他建议我们打开思路,走出圈子,到社会上或者民间去寻找我们需要的奇人怪才。

  问题是去哪里找这样的人?

  从某种意义说,要找到这样的人要比找到失踪的电台还要困难。

  首长对我们提这种无理要求,让人感到他似乎已经有些失去理智。其实不然。事实上他已打探到这样一个人,此人姓罗,曾经是国民党中央乐团的专职调音师,据说还给宋美龄调过钢琴,后者十分赏识他,曾亲笔赠他三个字:罗三耳。解放前,在南京,罗三耳的名字总是和蒋夫人连在一起,甚至还有些绯闻传出。解放后,他改名叫罗山,移居上海,当时是上海音乐学院的老师。走前,首长把这个人的联络方式,并同一本由总部首长(一位著名的领导人)亲笔签发的特别通行证丢给我们局长,要求我们即刻派人去把“他”请回701。

  我曾经在上海工作过几年,对那里情况比较熟。可能是这个原因吧,我们局长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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