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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九

“在十里屯打尖的时候（他们哪里知道十里屯是一个什么样子啊），还吃了一碗面条。” 　　于是在我吃面条的时候，我并不觉得是我拋弃了牛长顺，而是站在饭铺之外的牛长顺像不等我修脚蹬子一样撇下了我。他阻碍我对一个重大的历史行动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让我在吃面条的时候连一个发挥和潇洒的对象都没有。如果他没吃面条像小毛驴一起站在饭馆外边脸上露出正常的惭愧还好一些那么我在饭馆的良好的熙熙攘攘和南来北往的人文环境里还能居高临下地原谅他，问题是他在门外四处张望和低头啃馍的时候还大言不惭就让我怒不可遏了，使本来就打折扣的面条现在又减了一等颜色。如果事情能停留到这里还要好一些，我在吃面条的过程中对他视而不见装作相互不认识也就完了，但是可怕的事情继续发生，在我吃面条的中间，他突然走进饭铺又和我说了一句话，就使我所有的阴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我一下就对世界和面条感到绝望了。当然从３０年后的角度去考察，说不定当时饭铺里的人并没有对我们引起足够的重视，你吃不吃面条和说不说话都不会发生历史转折，但在当时，我觉得饭馆里所有的人都静了场和抬起了头，开始呆呆地和不解地看着我。于是我这面条算白吃了。我这面条吃得可真冤枉。一点没吃出应有的文化、气氛和内涵。所有的面条含义都让牛长顺破坏贻尽。面条马上还原成了面条甚至连面条也不是。所以当我们离开这打尖的饭铺又重新回到大路上继续前行的时候，我心里因为充满愤懑而开始闷闷不乐。又往前走了十五里，我沉着脸一句话都没有说。和我一路共患难的成年同伴牛长顺表哥似乎也觉察出什么，也认识到了刚才面条的重要性和他对我造成的破坏，这时也感到有些不好意思，开始用别的办法对刚才的面条进行弥补，投我所好地没话找话地开始说起了三矿、老马、煤块的大小和三十里坡，但这些话都已经说过了再说还有什么意义呢？面条都已经过去了你再找补还顶个屁用。最后他还破碗破摔地说： 　　“其实饭铺里的面条我也吃过，我觉得味道也一般。” 　　把我的鼻子都气歪了，这种不愉快的情绪，一直持续了二十里，一直气到了三十里坡。等看到了三十里坡，我的情绪才有所好转。啊，三十里坡，果然是前十五里是大上坡，后十五时里是大下坡。由于对地理的陌生一下感到有些奇怪和兴奋，接着还要向已经来过这里的牛长顺打听一些什么──当现实中有一个更迫切的问题需要我来处理和回答的时候，我才将刚刚过去的历史问题彻底放下了，我才扭过脸来重新与他有说有笑。由于刚才的失误，牛长顺这时也格外地小心，看我与他重新说笑就像遇到大赦一样松了一口气，接着就做出格外的殷勤来弥补刚才的过失；我刚一问一，他就答二，我刚一问东，他就答西；这倒让我感到有些不好意思于是也对他有些找补于是两人终于恢复到吃面条之前的和谐和亲密的气氛中。就像和解的夫妻现在倒显得有些客气了──现在想起来牛长顺也是一个忠厚长者呀，本来他是有第三条路可走的，他可以利用现在的三十里坡来遏制和报复前边的面条，但是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将现在的三十里坡真诚和老实地弥补到以前的面条上──牛长顺表哥，三十里坡上你不是一个斤斤计较和以牙还牙的人。但是这时最严重的问题出现了，那就是：本来我们已经到达了相遇的终点，我们应该在这里接到煤车，但是当我们对三十里坡的地理环境兴奋和交换（交易）之后，我们突然发现这里并没有出现我们该接的人，不管是坡前还是坡后，既没有我的花爪舅舅，也没有牛长顺他爹牛文海。这就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我们是前进呢还是后退呢？还是将部队停下来原地待命呢？我们又开始同甘共苦了。由于刚才的面条余波还没有彻底消散，这时牛长顺又讨好的征求我的意见。于是我也就倚老买老的地果敢地做出了决定： 　　“继续往前接呀。既然接不到，说明他们还没有过来──要不就是老马吃饭的时间过长耽误了装车，要不就是他们在回来的路上车胎放了炮补胎耽误了时间，我们继续往前接。” 　　牛长顺马上同意我的意见，头点的像小鸡啄米： 　　“那好，我们继续往前接。” 　　于是撇开三十里坡的风景和花朵，我们继续往前赶。当我们又向前走了三十里太阳已经西沉，我们登上了一个高岗停在制高点上突然能够遥望到三矿的所在地焦作府了，我们已经看到那焦作府模糊和星星点点的城市轮廓了，我们已经看到那星罗棋布的街道和人们行走的清明上河图了，我们已经看到那府中的一矗宝塔而夕阳正好掉在宝塔的一侧了，我们已经觉得身边的田野已经升起暮色的雾气听到秋虫在暮气而不是在白天和清晨的鸣叫了，我们已经看到了虫在草上飞和鸟雀都要归家了，我们已经闻到异地的村庄上空飘起的另一种味道的炊烟了，这个时候我们才突然明白，我刚才的决策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已经在路上走得太远了。我们已经将我们要接的人和车在路上给错过去了。我们已经接不到我们要接的人了。而这个错过去，很有可能就是因为刚才我在十里屯打尖的时候执意要吃那碗面条，而我们要接的两辆煤车这时从饭铺后面穿过去了。后来证明事实的真相很可能就是那样。当然也有可能有另一种情况──因为从事后的调查看，被接的花爪舅舅和牛长顺他爹牛文海也曾经在另一个地点二十里屯打过一回尖，是不是因为他们的打尖，我们从他们的饭铺后边穿过去的也难说呢。擦肩而过的责任到底该归罪与谁，３０年后我特别想从新提起。当然他们没有去吃面条，一人在那里喝了一碗杂碎汤──还就着各人的杂碎汤泡了许多自己的干粮。当碗里因为加了过多的干粮汤马上就洇浸到了干饼里他们喝了两口汤吃了一口饼这汤就不见了于是他们恬着脸向饭馆的主人要求无代价地重新添汤──一开始添汤还很顺利，但随着添汤他们不断地往里加干粮循环往复要求添汤到第四次时，老板脸色已经明显不高兴了──后来他们向村里人叙述这件事的时候，还用一种愤怒的口吻说： 　　“脸拉得跟驴一样！” 　　但还是揣着小心和碰一碰运气地第四次将自己的碗伸了过去──还用一种自我解嘲的口气说： 　　“这日子不过了，大哥，再给添碗汤。” 　　后来牛文海说：“本来当时我不想添汤，但是看到花爪还要添，我就跟着添了。” 　　如果牛文海的叙述属实的话，那么事实的真相就应该是：花爪舅舅首先将碗伸了上去： 　　“大哥，不过了，再给添点汤。” 　　牛文海也迫不及待跟了上去：“大哥，我这里也不过了，也添一碗。” 　　这时花爪舅舅倒是吃了牛文海的挂落呢。如果只递上一个碗，老板说不定拉着驴脸也就原谅了他给添上一碗汤，就好象一个群众对领导提出的无理要求领导也就原谅他答应他不跟他一般计较了，但是现在看到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个单数而是一个复数不是一个人而是大多数人蹲在广场上递上来的不是一个碗而是许多碗的时候，老板理所当然地伸出自己的汤勺挡住了他们： 　　“别介，汤不能再添了，你们不过，我还过呢。” 　　本来只是添一碗杂碎汤，现在老板也从“过”还是“不过”──活着还是死去的角度以牙还牙地拒绝了他们。接着场面就可想而知了，两只已经没有汤的碗──碗里都是半湿半干的干粮，有的被油汤浸了一半，有的干脆还没来得及沾汤──就这样尴尬和干燥地停到了空中。接着他们能拂袖而去吗？最后的结果必然是：他们也不过自我解嘲地干笑一下，重新将自己的碗又放回到自己的面前，一声不响地埋头吃完了自己碗里的干燥的大饼，然后臊眉耷眼地走出饭馆，也就从岔路重新走上大路开始继续拉车了。这时两人才将心中的愤恨发泄出去： 　　“操他亲娘，吃杂碎不给加汤，多么不是东西！” 　　“在镇上老吴的饭铺吃杂碎汤，可是给添汤的呀！” 　　一下连前边的已经加了三碗两人就是六碗的事实也给忽略了──一个人要想否定另一个人，是多么的不顾事实和添枝加叶呀。虽然花爪舅舅和牛文海在添汤不添汤上犯了品质问题，但是从追查接车错误的角度出发，这碗杂碎汤应该对我大为有利，因为我们的擦肩而过就有了双重的可能性。可能是因为我的面条，也可以是因为他们的杂碎汤。失之交臂之下，面条和杂碎汤应该打一个平手。就好象一些经典电影中的情形一样，两个相互寻找的人──而且是在战争状态下失散的呀──历经艰难，但是在同一岔路口，就差那么几分钟，他们又失之交臂越寻越远──本来两人错过的责任应该各承担百分之五十──现在我们接车的和被接的两组人也应该平分秋色，我有面条，你有杂碎汤，但是从３０年前村里评判和谴责的结果看，人们却不分青红皂白地一下将这个责任和屎盆子全部扣到了我们两个接车人的头上，而对两个拉车人自作主张去喝杂碎汤──而且还加了六碗汤──那要耽误多长时间啊──的事实给忽略了。──从这个意义上讲，那个掌管着杂碎汤的老板的不给添汤倒在一定程度上帮了我们的忙呢。但正因为已经加了六碗汤，时间的流失就使我们失之交臂，于是责任都扣到了我们的头上。当我和牛长顺表哥灰溜溜地从三十里坡返回村庄的时候，一村子人的愤怒在那里等着我们呢。在村庄接煤车的历史中，还是第一次没接着人让被接的人自始至终都是一个人将煤车拉回了家──这不等于没接吗？还让你们骑着自行车疯跑一天干什么？──连花爪舅舅和牛文海这时也忘了自己杂碎汤的责任，故意在那里显出车没被接着而更加精疲力尽的夸张样子给大家看。这就从客观上更增添了我们的罪过──其实我们也是多么渴望能在三十里坡接着他们在夕阳之下拉那煤车精神抖擞和威风八面地一块进村让人围上来问三问四呀，接着我们就把车拉到了花爪舅舅家，刘贺江聋舅舅踱着方步来对我们问三矿和老马，煤块的大小和在前十五里或是后十五里的重逢。而现在空手而归的严酷事实，一下就把我们拋到寒冷的冰窟窿里。不用你们谴责我们心里就已经够难受的了，现在你们把责任一股脑地都加到我们身上反倒让我们产生了逆反心理呢。从此我和牛长顺表哥，在村里有三个月抬不起头。任何人碰到我们，我们都会敏感地感到背后有人在指指戳戳：“这是两个没接着煤车的人。” 　　但这还不是事情的结束。由于接车者是我和牛长顺两个人，人们在划分完接车者和被接者的整体责任之后，他们的追究并没有到此为止呢，他们的分析接着还要深入和细致下去。他们令人恐怖地还要在我和牛长顺身上再划分一下责任的大小、多少和轻重呢。这样一来，形势明显就对我十分地不利了。因为牛长顺在和我搭伴之前和别人搭伴接车的时候，从来都是接着的，每次都是重逢在三十里坡，这次和我搭伴怎么就接空了呢？于是逻辑分析和推理以锋利的锐角像快速移动的蛇一样向我直逼过来。而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年龄和骑自行车的车龄是不是适合接车这样的问题也开始在这个世界上被重新提起。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牛长顺是没有什么过错的，主要还是吃了我的挂落。牛长顺在这次擦肩而过的事故中顶多占百分之二十的责任，剩下的百分之八十的责任重担应该由我全部承当。而且这个时候他们已经理智了，已经心平气和了，他们不是用一种严历谴责的口气在批评我，而是在用一种轻描淡写的口气说： 　　“还是年轻呀，还是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呀。” 　　这个时候我可就欲哭无泪了。我在这个世界上的自信心，第一次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所以一直到３０年后，人们还总是说：“这个白石头是怎么回事吗？怎么每次见他，都是蔫不拉唧的呀。” 　　有时打电话也说：“你怎么跟没睡醒一样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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