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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
这么虚假可耻的谎言，他怎么好意思对她说出口？ 　　于是好像有另一只大耗子也开始啃咬她的心。 　　秦岑头脑里一片空白。在她三十七岁的人生中，此前只有过两次这样的情况。一次是小时候失去了母亲那一天；一次是成为演员后失去了父亲那一天。那两个日子对于她是完全黑色的。仿佛突然变成了瞎子，再也看不到生活中还有什么欢乐可言了。 　　现在，2004年的大年初一，对于她又是一个完全黑色的日子了。尽管，窗外的天光恰恰相反，正一刻钟比一刻钟更加明亮。 　　她如同一条被厨子牢牢按在案板上，并用刀背狠狠拍裂了头的鱼。 　　本来她给他打手机，目的是要讲述一下自己刚刚经历了的精神刺激，获得他的一番抚慰。除了对他讲，从他那儿获得抚慰，她还能对谁去讲呢？还能指望会从谁那儿获得到起实际作用的抚慰呢？她多么希望听到他说：“你等着，我立刻就到你身边去！一切有我呢！”如果他说了，她绝不会忍心让他真的踏着深雪再来酒吧一次的。并且，也会原谅他和那个小猴子似的“小妖精”之间不明不白的亲爱行径。他不解释，她甚至可能不愿多问。他若想解释，那么无论是一种多么破绽百出的解释，她都会一笑置之——只要那个“小妖精”别再出现在“伊人酒吧”里，只要他保证和那个“小妖精”之间不明不白的亲爱关系适可而止…… 　　第五章 　　在男人和女人的关系中，这里专指的是既有性的亲爱又以爱为纽带，而非柏拉图式的那一种关系中，我想确乎是有某种也许只能叫做“缘”的定数的吧？太多的人们将“缘”泛化了，以为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一男一女之间既发生了恋爱和性事，便总归算是有“缘”了。这么想比较符合佛教的诠释，但不是我这里所要强调的意思。我要强调的意思是——在男人和女人的关系中，如果介入了某种命中注定似的因素，即一方起初不愿认可而最终还是心甘情愿无怨无悔地认可了的因素在起作用，才算是“缘”。而“缘”既是存在的，便必有好的和不怎么好的和坏的之分。不怎么好的和坏的，就不去细说它了。因为那可以唯心主义地理解为上苍对人的考验。既曰考验，人当然可以而且当然有权改变它。不试图改变，或方式愚蠢甚而罪恶，都是人自己的责任。成功地改变了，就是通过了考验。这里只讲那种好的“缘”。它之所以好，乃在于它正是人所向这个世界诉求的。哪怕你起初并不觉得它好，但它一次又一次出现在你的人生里，最终引起了你的重视。而你一旦重视了它，你也就开始对它一次次推入到你的人生里的那一个女人（或男人）重新认识另眼相看了。结果你开始庆幸爱她对你仅有一次的人生无论如何是值得的。那么她也会告诉你，她同样感到庆幸…… 　　而文艺和文凭，对人有着几乎相同的影响力。一个获得了真的而不是假的大学或大学以上文凭的人，无论男人还是女人，如果原本是城里的人，其后就更像城里人了。对于这个人，按时下流行的说法，那文凭意味着一种“知本”。比缺少“知本”的城里人仿佛多了点儿“知本”，不消说，自然比城里人更像城里人啰。 　　文艺和人的关系也是这么回子事儿，一个人或和“文”发生了亲密的接触或和“艺”发生了亲密的接触，时间一长，久而久之，周身就似乎有了种“场”。在练气功的人那儿，叫“气场”；在被文艺熏染了的人士们那儿，叫“气质”。一个人一旦有了那样的气质，往往也比城里人更像城里人了。 　　乔祺原本就是一个自小生长在农村的人，那村子叫坡底村。 　　秦岑曾多次想要弄清楚，是他故乡的坡底村，究竟在邻省的哪一县境内是一个什么样的村子，但乔祺不愿详细告诉她。问了几次问不出个结果，秦岑她也就再不问了。她爱的乔祺是邻省的男人，一个自小生长在农村的男人；她觉得她对他了解了这些，也就足够了。她倒宁愿他这个自己所爱的男人，对于自己具有一些神秘感。 　　邻省的坡底村，因五里坡而名。 　　五里坡，因地貌而名。 　　它在邻省的省城的西南郊，实际面积不到五里，比五里要小一半。人们就那么叫罢了。 　　乔祺的父亲乔守义，从大跃进的年代起，便是坡底村的一村之长。 　　乔守义是1956年的高中毕业生，十八岁在学校里就入了党。而且，这位当年省城重点高中的团委书记，放弃留在城里工作的机会，带头回农村成为新一代农民中的一个。当年的中国，正为在全国开展一场工业方面的大跃进进行着紧锣密鼓的准备。工业方面的大跃进须得以城市的粮库里堆满了粮食为前奏。所以1956年不像两年以后的1958年，中国惟恐它的农民少了几个，因而影响了粮库里粮食的储备。 　　当了整整二十年村长的乔守义，早已被坡底村的人们叫做“老村长”了。某些年长于他的人，也那么叫他，既表示对他本人无可替代的个人威望的尊敬，也表示对二十年这一时间跨度的尊敬。尽管乔守义并不老，1978年才四十几岁出头。 　　1978年的乔祺，已经十五岁了。这五里坡中学的初一男生，可不像他父亲二十年前在省城的重点中学那么过早地领略人生之风骚。他母亲在他刚上小学时就病故了，那正是“文革”时期，他父亲整天忙于开会和领导生产，顾不上管束他。基本是任由他随随便便地长到了十五岁。但是他倒也没随便出什么毛病来。这少年性格内向，学习半用功不用功的，贪玩。由于性格内向而不合群，贪玩也只是独自玩。到离村子远的河段去钓鱼，或在小草甸子里水泡子边上到处寻找野禽蛋。再不就待在知青宿舍里安安静静地倾听他们聊城市里的事，或帮他们去干他父亲分派给他们的农活。他很喜欢听他们聊城市里的事。虽然城市离五里坡并不算远，坐上近郊列车二十几分钟就会到城里了，但他还没去过。听知青们讲了许许多多城市里的事，他对城市还是没有什么感性的认识，认为城市只不过是一个人多因而事端也多的地方罢了。当年在五里坡插队的知青，大抵都是A市有特殊权力背景的家庭的儿女，否则绝对轮不上到离城市那么近的农村来插队。“文革”前近郊列车的时刻表上是没有五里坡这一站的。“上山下乡”运动以后才有的。五里坡的农民们都说，是城里某些有权力的人们为他们在五里坡插队的儿女们特批的。五里坡的农民们虽然这么不以为然地认为，心里边却还是谢天谢地的。从此他们进城方便多了啊！插队在坡底村的知青中，有一名叫高翔的。高翔的父亲，是北京某国家乐团的指挥。高翔本人，是北京音乐学院附中的学生。“文革”中高翔一家被逐出北京，先被押送到了“五七”干校，后来落实了政策，但仍不许回北京，被发配到这一省的省城落户下来了。高翔的父亲与市“革命委员会”的一位副主任有感情深厚的私交，使高翔得以受到特别的优待，也插队到了坡底村。那原是北京人的知青将一支叫做“萨克斯”的乐器带到了坡底村，得闲便溜到河边去独自吹一阵。是小男孩儿的乔祺迷上了知青的“萨克斯”，进而迷上了那知青本人。每天见不到高翔几次，听不到他吹几曲“萨克斯”，小乔祺心里边就空落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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