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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九


  “我没那兴趣,要写你自己写!”妻捧着盘子碗,气哼哼地走进了厨房。

  如果“物质不灭”已然不对,那么足见今天这个世界上的错误多到什么程度了!也足见自己这位“平面知识结构”的父亲被“立体知识结构”的儿子瞧不大起是活该的事了……他郁闷地离开了家。

  天色已黑,晚风习习。夜市初上,热闹非常。

  他来到了姚玉慧家。她正在写信。

  “别理我,写你的。我没什么事儿,坐会儿就走。”

  “不写了。”她收起信纸和笔,为他削了一个梨,将椅子向他拉近些,吸起烟。

  “很甜。”

  “我妹妹送来的。”

  “小姚,你知道不知道,‘物质不灭’——还是不是一个正确的科学观念?”

  “大概还应该是正确的吧?不过也难说。我记得从一期什么杂志上看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正面临被某些科学家推翻的可能性。”

  “噢?找来我看看!”

  于是姚玉慧便起身翻一摞摞的杂志,翻了半天却没有找到那一期。

  “唉!……”他叹了口气,苦恼地说,“这年头,不值得在儿女身上花费太多的智力投资,免得出国了不回来。也不能一点儿不花费,以至于成一个白痴。我劝你将来干脆别要孩子算了!”

  姚玉慧劝道:“又生你那儿子的气了吧?他要考‘托福’是值得高兴的事儿嘛,能出国就让他出国呗!出国有什么不好?”

  “可我就这么一个儿子啊!我和他妈天天四处打探消息,希望出国手续更复杂些,希望卡住他小子出不去!可听到的消息都是手续更简便了,政策更宽松了……”

  他将那只梨吃得只剩下一点点,放在茶盘上,掏出手绢擦擦手,又说:“比如吃梨,他小子也看不惯我和他妈,指责我们吃剩得太少。还告诉我们有教养的人不是这么个吃法!”

  “怎么个吃法?”

  “起码保留下三分之一不再吃,说那才是绅士派头!如今一斤梨便宜的也八九毛钱,他不是太烧包了么!”他又叹了口气。

  她也陪着叹了口气。

  “你这几天为什么也有点闷闷不乐的?”

  “我?你何时见我真正快乐过?城市生活早使我厌倦了。没想到城市这么快就撕下了它的假面具!”

  “假面具?你以为它应该是怎样的?”他认真地问,也吸着了一支烟。

  “少一点儿卑鄙小人。”

  “比如来敲诈吴茵的那一对?”

  “包括王志松。他当年将宁宁抱回家,在艰难的日子里尽心尽意地抚养那孩子,那是一种多么高尚的情操!可是如今他拿自己的高尚沽名钓誉!连一个曾经很高尚的人的灵魂如今都变得卑鄙,生活不是让人感到有点儿可怕了么?”

  “你太理想主义了!理想主义在今天就是一种矫情!一种幼稚!设想一个世界,报上没有谋杀案的报道,从来没有火警,飞机从来不失事,没有丈夫遗弃老婆,没有妻子与别的男人私通,没有导演玩弄女演员,没有国王为了爱情放弃王位,没有敲诈勒索,没有营私舞弊,当官的都是好官,老百姓都是良民,没有利令智昏、野心膨胀的人,没有虚伪欺骗、沽名钓誉的行径。人人都是正人君子,顺理成章地实现他十岁时就立下的大志。有情人终成眷属,每一个家庭都无忧无虑,和和美美。

  这样的世界算了吧!生活的兴奋和趣味将全部消失,高尚者也将不再追求高尚,因为人人都很高尚,品格和他一样。高尚完全消失,并不存在。也不会再有小说、电影和戏剧。一切艺术家也就不明白一切艺术对人还有什么价值和必要,新闻也将永远没有了值得报道的事情。没有了坏的事情发生,只剩了好的事情天天发生,人们也就可以认为天天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没有罪恶,没有堕落,没有嫉妒,没有偏见,没有不当行为,没有人性弱点,也就没有律师,警察,法院和监狱,最要命的是人人都将丧失了生活的激情,最糟的是人人再也不会感到惊奇和困惑,这样的世界还算一个世界么?”

  她不由得笑了。

  他说得兴奋起来,烟灰积了挺长一截,也不弹,接着说:“至于你们那个王志松,根本不值得一提!你们北大荒那一伙中怎么就不能有个灵魂堕落的?你们很特殊?哪儿特殊?如果你搞一次社会调查,我断定除了那个王志松和那一对敲诈勒索者,类似的至少他说完这一些话,他的入党介绍人有几分不悦起来。因为他说”你们“和”你们那个王志松“,使她觉得他所贬低的是一个整体,而这个整体包括着她。她时时处处企图在整体上维护”北大荒那一伙“的心态是很执拗的,并不仅仅由于她当过”北大荒那一伙“的教导员那种执拗是连她自己也解释不清的。

  她淡淡地说:“我本想劝慰你几句,看来太自作多情了。既然你对社会和人分析得如此精辟,那么大可不必因为有一个狂妄自大,一心只希望能甩掉一双旧鞋似的甩下你们两口子漂洋过海的儿子而牢骚满腹了嘛!”

  他从她的话中听出了挖苦的意味,将烟按灭在烟灰缸里,笑道:“你说得好。好极了!挖苦别人也是一种宣泄的方式。我到你这儿来,其实正是想痛快淋漓地大发议论,宣泄宣泄。在家里可没人听我这一套!多挖苦我几句吧,啊?你骗不了我,你比我更需要宣泄。咱们之间理应机会均等!”

  他们互相瞧着瞧着,忽然都噗哧笑了。

  她从桌上拿起烟盒,又递给他一支烟,自嘲地说:“别人听了我们的话,准以为我们是一丘之貉,凑在一起攻击改革开放后的大好形势呢!”

  “而我们却经常受到真正的保守者们的大肆攻击。”他深吸一口,缓缓吐出,注视着如同涟漪一般飘散开来的烟雾,又说,“在今天,面对现实,真正困惑的并非那些思想保守的人们。因为他们对改革开放的前途并不觉得应负什么责任。真正困惑的也不是改革者们自己,因为他们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不允许他们困惑。真正困惑的是我们这样的一些人,一些从内心里拥护改革开放而又不对此承担着任何责任的人。因为改革开放之对于我们,是一个崭新的寄托,是一种精神倾向的附着体。一旦我们失望了,我们也许将变得比那些保守的人们更偏激。我们也许将成为改革开放的最顽强的逆反势力。上个月,我不是回南方老家去了一次吗?小镇刚在各十字路口装上‘行’和‘勿行’两种信号的交通灯。我问警察实行的情况如何?他说:一如所料,信号‘勿行’亮起时,人人都快跑。中国的情况正是这样。改革者们想要建立新秩序,而普通的中国人,一方面既习惯于旧秩序,一方面又想要奔跑到新秩序前面去。交通信号灯取代指挥棒无疑是进步,但普通的人们不知为什么一看见交通信号灯则表现得那么慌慌张张。”

  “但愿我们不要变成为改革开放的阻力。……”

  “但愿……”

  他们便都沉默起来,各自心事重重地吸烟。

  那只波斯猫不知从哪儿钻了出来,跃到他膝上,舒舒服服地趴下了。

  “今天它怎么变得这么老实?”他一只手抚摸着它问。

  她看了它一眼,笑笑,没有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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