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城(306)_梁晓声

三〇六

　　望着小汽车调头开走，她站在那儿有点儿索然。看手表，不到七点。四周静悄悄的，最后的一抹晚霞，涂在那些残垣断壁之上，它们变得像些有生命的东西，正渗血。三个多小时，尽够谈的了。

　　可是今天她与他谈什么呢？

　　他又要与她谈什么呢？

　　他还谈他的袁眉，他的“小女孩儿”？谈他们曾怎样怎样相爱？谈她的死是多么多么不幸的事件？谈他多么多么忏悔不该给她吃安眠药不该往炉子里压煤？谈他至今仍怀念她无论如何也忘不掉她？

　　她听够了。

　　真是听够了。

　　第一次当面听他谈起这些，她深受感动，他泣不成声，她陪他落泪。

　　第二次，她对他产生了由衷的敬意。一个男人如此爱一个死去的女人，证明这个男人起码有一点是值得女人去爱的。

　　第三次，她还能耐心地劝他想开点。

　　第四次，她则暗暗怀疑他的心理不正常了……

　　刘大文，刘大文，请你行行好，发发慈悲，今天千万不要再对我谈你的“小女孩儿”了！如果你继续谈你的至亲至爱的“小女孩儿”，我捂上耳朵你可别见怪！

　　她祈祷。

　　如今她愿意和人热烈地讨论明天，不愿意和人一块儿翻找昨天破碎的回忆。像狗扒倒垃圾桶企图翻找到一根骨头啃似的，那是耄耋之人打发空虚日子的方式。三十多岁的人，无论男人抑或女人，早晨醒来后应该想的是——今天我做什么？而不应该是——昨天我怎么度过的？

　　刘大文——曾是一个对于她既富有人情味儿又富有传奇色彩的男人。他和他的“小女孩儿”的爱情，对于她是现代童话，美好而感伤的现代童话。这童话使他比许多男人对于她更具有吸引力。

　　她原以为，她和他都是北大荒返城知青，都有类似的遭遇，无疑便会有共同的语言，对人生和生活的共同的理解，并且自信他们的心无疑会自然而然地贴到一起。

　　2

　　结果证明她错了。尽管目前她还不能肯定自己完全彻底地错了，但已经可以肯定自己是大错特错了。

　　她从他身上闻到了一股馊味儿。她觉得他所有那些关于自己和关于他的“小女孩儿”的破碎的回忆，像麻袋片儿和旧棉花套堆成的床榻，他还要躺在上面用破碎的回忆编织一层又一层的网罩住自己。今天对于他是没什么意义的，明天对于他仿佛是更没什么意义的，他活着仿佛仅仅是为了回忆。

　　美好的事物之所以美好，恰在于适当的比例和适当的尺寸。

　　酵母能使蒸出来的馒头雪白暄软，却也同样能使馒头发酸。六次接触下来，她觉得他像一个揉圆了经久没上屉的馒头，外面正在变干，变成壳，而内里已经发馊发酸。如果掰开来，必定千丝万缕黏糊糊地变质了。他的“小女孩儿”早已在他心里腐烂着，而他以为她仍是他心里的一朵鲜花一年四季常开不败。一个这么样活着的男人是没法儿让一个女人对其产生爱的，甚至连怜悯也很难继续。

　　他令她大失所望，她原以为昨天的不幸会使一个男人更加牢牢地抓住今天，却万万没料到那也会使一个男人变得心灰意懒萎靡不振。

　　他渴望向人絮絮地述说。她猜想一定早就没谁有工夫有耐性像她一样肯面对面地听他述说了，故而她每一次在他面前坐下都看得出来他是多么的需要她！多么迫切地预备开始述说！是的，他需要她。这一点是任何一个迟钝的女人都会看得出来感觉得到的，何况她并不迟钝。同时她也看得出来感觉得到——他需要她乃是因为他需要一个倾听者。仅此而已。还因为他恰恰需要一个女性倾听者。一个女性倾听者陪他落泪，对他婉言劝慰，使他既获得满足亦获得鼓舞，也许还获得述说的快感。

　　因为在他的絮絮述说之中，悲哀的成分已经极少极少，更其多更其主要的，是力图打动听者，使听者大悲大哀而达到自己兴奋的目的。他述说时，眼睛一眨不眨地凝视着她，竞令她不好意思目光旁顾，仿佛那样便等于向他证明了自己是一个毫无同情心的冷漠的女人似的。连他的眼睛也好像在同时向她絮絮述说着——我是一个多么不幸的男人啊，我还有什么心思继续好好活下去！他述说时如同一台录音机，使她感到他根本忘记了他自己的存在。尽管他的两只眼睛里也会动辄流出泪来，但它只是泪腺的习惯分泌罢了，没有什么意义。

　　是的，每个人都有向谁述说的愿望，或者说是本能。幸运的人和不幸的人都有这种愿望都有这种本能。在这一点上，人的内心世界是很渺小的。幸运稍微多一点儿或者不幸稍微大一点儿，就会溢出来，所谓水满自流。她承认，她自己也时常如此，渴望着向谁述说些什么，哪怕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只要述说的契机是良好的，一种莫名的冲动也时时怂恿她不要错过良机。一旦错过了就觉得失落了什么似的。但是，她更善于提醒自己，告诫自己，千万莫使人听得厌烦起来。因为谁也没有倾听别人不幸的义务；因为乐于分享别人的幸运而又丝毫无妒意的人生活中并不多。

　　她不知道刘大文何时才能结束这种喋喋不休的述说，和她谈一些如同小李司机所说的那种“实质性问题”。她甚至怀疑姚守义和曲秀娟也许没把事情说明白。

　　上次，也就是第六次“会晤”结束时，她直率地问他：“守义和秀娟促成我们来往的意图，你还不大清楚吧？”

　　“我清楚。”他说，“我清楚。十分清楚。他们希望我们好。”

　　“好？好又怎么解释呢？”

　　“希望我们能成呗！”

　　“成又怎么解释呢？”

　　“希望我们能做夫妻呗！这一点我清楚，十分清楚。”

　　他清楚，十分清楚；她便不好继续问什么了。

　　他却反问她：“你哪天还来？”

　　他希望她到他家里来，这也是十分清楚的，来听他述说他的不幸。

　　是的，他很不幸，他简直太不幸了！他失去了他的“小女孩儿”

　　同时也失去了他的“金嗓子”。失去了成为歌唱家的玫瑰色理想，不久又失去了老父亲和老母亲。他当之无愧地是一个非常非常之不幸的男人。她同情他，特别同情他。也许获得别人的同情对他是极端重要的事情。但是同情别人对她却不是也不可能是什么极端重要的事情。她认为，同情是种义务——作为一个人对任何不幸的人都应该具有的这一种义务，但它并不像自来水，只要拧开水龙头就哗哗哗流个不止。对它也是需要提倡“节能”的，否则便也是浪费。何况她不是修女，她是一位厂长，她的本职工作常常延续到八小时以外。

　　“你也愿我们能成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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