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城(209)_梁晓声

二〇九

　　他用手杖指点着，将几十名或留长发或穿高跟鞋的男女青工拦在厂外。而后，吩咐传达召来了安全员，全然不动声色地说：“从今天起，给他们重上安全条例课，考试。及格的，可以上班。不及格的，补考。补考三次还不及格，列份名单，亲自交给我。上课期间，工资扣一半儿，本月奖金全扣。听明白了？”

　　安全员诺诺连声。

　　又问那些小青工：“你们听明白了？”

　　他们都仰脸儿望天，没一个人回答。

　　他的脾气倒显得无比的好，仍全然不动声色地说：“听明白了我的话的，就进来，跟安全员走。没听明白的，我也不重复。回家去，别在这儿聚着碍我眼。”

　　一个个地、闷声不响地从他身边儿溜入厂门，低眉顺眼地跟着安全员去上安全条例课。

　　接着，他又吩咐传达室的将邢副厂长的老婆召了来，就一动不动正襟危坐在那里向她下达指示：“我说一句，你记一句：本厂特殊通告——

　　1、凡本厂车间女工，发长不得过耳。人厂必戴工作帽。

　　2、凡本厂车间女工，不得穿任何高跟鞋入厂，尤其不得穿任何高跟鞋入车间。违犯者，严重警告一次。严重警告两次而仍违犯者，开

　　“坡底儿鞋也不许么？”厂办主任低声问。

　　“什么叫坡底儿？我不懂！”他用手杖指着她鞋说，“你穿这种，就不许！厂里发的工作鞋都扔了？卖给收破烂儿的了？”

　　6

　　通告又出现在厂大门上。不是纸的，是木板的。一行行小楷字，火烫的。旁边另一块同样大小的木板，火烫的小楷字记录着本厂历史上最惨重的事故：因长发被锯床绞人死了的，因裙角被传送带剐住丧失了一条腿的，因高跟鞋蹬跳板摔坏了大脑神经的……

　　两块木板至今仍挂在厂大门上，火烫的字风雨难蚀。

　　他在党委会上拍着桌子指着邢副厂长的鼻子吼：“我的话说得明明白白，市委做得对，我们才照它的办！是市委直接管着这个厂？还是我们管着这个厂？干吗有权不行使，非当跟屁虫？！……

　　老头儿原先在厂里有个绰号——“三爷”。这绰号挺准确。后来大伙不叫他“三爷”了，而叫“左爷”，也挺准确。时代淘汰着许多东西。绰号之被淘汰更新自然难免，符合规律。老头儿不在乎。

　　“三爷”也罢，“左爷”也罢，都有个“爷”字，都包含着敬畏。“左”到令人敬畏，那总算“左”得值当。何况“大伙儿”是个笼统量词，大多数，许多，并非全体。

　　有人认为，“左”者都像老头儿那么个“左”法，倒也“左”得可爱，“左”，得妻里如一，“左”到了份儿上。谁都知道他“左”他的“左”就无须提防。无须提防便不怎样可怕。

　　也有人认为，老头儿不“左”。老头儿自己从不想“左”也从不想“右”。老头儿根本不考虑什么“左”啦“右”啦的。他自有他的道理：“什么‘左’啦‘右’啦的！‘左’怎么啦？‘右’怎么啦？好比江中一条船，谁摇橹谁都得一左一右地晃橹把，船才行着。我是坐社会主义这条船的，不是特等舱，也是头等舱。管那么多干什么！反正让我知道船行着，我心里就踏实了！左就左会儿，右就右会儿嘛！……”

　　姚守义挺同意后者们对老头儿的看法。也挺同意老头儿的“左右观”。并且有着比老头儿更超脱点似乎就更深刻点儿的看法。五十年代，政治在中国人中划了一道严峻的白线，结果是产生了二百来万“右派”。当时洋洋五亿之众的人口，二百来万不算多，所以叫做“一小撮”。“文化大革命”，政治又将那道白线重重地涂了一次，结果是几乎每一条街道都有某些个家庭的某些个人因某种政治罪名被划到了白线右边儿，很不算少，但还是叫做“一小撮”。中国人的恐“右”心理是有历史缘故的，因而中国人的本能的自卫经验是“宁左勿右”。“左”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向来是跟“革命”连一起的。过“左”无非是太“革命”的意思。仅仅由于害怕被政治划到“右”边去，太“革命”的人便自然而然多起来。

　　一旦被那道严峻的白线划到右边去，下场大抵也够悲惨。吸取经验教训的人便自然而然多起来。“宁左勿右”便成了中国人的保身哲言。一代人告诫另一代人，教会另一代人。八十年代，中国人痛定思痛，对历史“反戈一击”，批“左”恨“左”声讨“左”笔伐“左”更是自然而然的。在这么一种历史趋势之下，“左”

　　虽仍不失为保身哲言，但在大多数人中臭了起来。如过街老鼠，没到人人喊打的绝境，也可以说到了人人鄙弃的地步。中国人又自然而然地由一向的恐“右”转变为过于敏感的恐“左”了。恐“右”是社会的病态现象；恐“左”也是社会的病态现象。正如血压高血压低都是病一样。而“左”与“右”，大抵又体现在官场的权力角逐方面，或日“路线之争”。而一般老百姓眼中心里，没那么多“左”

　　也没那么多“右”，更普遍区分的还属是非问题。老厂长维护本厂通告“立而不废”这件事，曾被他用手杖挡在厂门外的那帮男女小青工背地里咒骂他“左癫疯”。

　　邢副厂长竞也每天站立在柞木烫字的两块牌子前，作出思想开明受到极“左”压制而无可奈何的苦笑，借机向人们表现他的心是与极“左”分道扬镳的，就真是有点他妈的了。偏偏他周围还有些人专门为他的虚伪捧场。

　　“邢副厂长，有何感想啊？”他们巧妙地为他提示进一步表现的铺垫台词。

　　“唉！……”他撇撇嘴，摇摇头，耸耸肩。似乎内心曲衷尽在一个“唉”字。

　　这样恰到好处。再多表现，就“过戏了”。他深谙分寸的艺术。

　　“还有些人，明明是赞同老厂长的，却非要说些不赞同的话：

　　“什么年代了啊，还左一条右一条限制青年们的自由？”

　　“就是。解放前这个厂的资本家也没立过这么多条规矩啊！”

　　“这老头儿的‘左’那是没治的，天皇老子也管不了。让他带着花岗岩头脑给马克思喂马去吧，看马克思欢迎他不！”

　　他们的自我证明，基于做人的非常可怜的投机心理——仅为博得男女小青工们的好感，便心满意足了。

　　八十年代，什么都分档次，投机也分。

　　姚守义尽管变得圆通了，但这太可怜太低下的投机，他还是不屑于为之的。

　　他厌恶那些人如同厌恶活跃在他脚趾缝中的霉菌和散发着难闻臭味的污垢。他常常需要十分努力才能掩饰起对那些人的厌恶。八十年代，那些人是愈来愈多了。

　　厌恶他们，也得和他们在同一片蓝天下活着，朝夕相处。他们包围着你，一重又一重。

　　你觉得他们口中呼出的气都是令人作呕的。但你得习惯，你不习惯，则不是他们的错，是你的错。他们因为众多，一个个便不觉得自己羞耻，更不认为自己可怜。他们因为众多，则似乎就有权讥笑你的公正心，显得可怜的倒反而是你自己。“人都是自私的”，投机也便有了哲学方面的托词。所以你的公正心，在他们看来，与他们一样，也是一种自我证明自我表现。谁会相信你那自我证明自我表现之目的，没掺杂着什么不可告人的成分呢？

　　姚守义从来不敢轻易表现自己良心中那点儿公正。因为他感到许多人希望将磊落与卑鄙，崇高与低下，坦白与虚伪，无私与有私放在中国的现实生活这口千年老汤起沫冒泡的大锅里一块儿煮，还要指着蒸蒸沸气理直气壮地说：“你闻闻，不都一个味儿么？”

　　叫你怎样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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