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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七


  江畔的租船亭前排着不少人。她怕他来时,游船已被租光,就以记者的身份,编了个理由,优先替他租下了八条游船。他昨天说全连的知青伙伴都到齐的话,三十二个人。正好四个人一条船。

  几个排在后面的人当她拿着船票离开时对她横眉竖目,一个流里流气的小伙子低声骂了她一句什么。她却没生气,能预先为他租下了船,她感到非常高兴。

  爱情乃是人生诸事业中最重要的事业,是其它事业的阶梯;其它事业皆攀此阶梯而达到某种高度。这一事业的成败,可使有天才的人成为伟人,也可使有天才的人成为庸人。那些有天才的人无一不深刻理解这一点。黑格尔成为哲学伟人,马克思成为革命导师,谁能否认他们在爱情方面的幸福对他的事业所起到的任何因素都无法代替的作用?而康德和安徒生如果也曾获得过幸福的爱情的话,他们在各自的事业方面能够达到的高度,将必定比今人所承认的高度更高十倍。

  从昨天起她心中就只存在一种至高无上的事业了——她要做她从少女时代就一片痴情爱恋着的那个男人的妻子!任什么力量再也不能阻止她完成这一事业了。她相信自己只有在完成了这一事业之后,在成为一个有爱情的女人之后,才能成为一名更优秀的记者……

  她想起了不久前她曾采访过一位刚刚死去了丈夫的三十四岁的女建筑师。她希望对方能够说出一句铿锵有力的话。

  她启发对方:“你的丈夫虽然永远离开了你,但你周围还有你的同事,你还有你的事业,你的生活渐渐还会充实起来,你将更加热爱你的事业,你心中还装着四化……”

  她万没料到对方顿时表示出了非常强烈的愤怒:“我的丈夫死了!丈夫!我跟他共同生活了整整十一年(和她与那头雄海狗共同生活的时间相等)!我爱他,现在我失去了他!可是你,还有其他的一些人,却在对我大谈什么同事之间的友谊,事业心,四化!这一切能代替我的丈夫吗?能吗?你还是个女人!……”对方打开了房门,毫不客气地对她说:“请出去吧,记者同志!我不愿故作刚强!我不愿虚伪地表示崇高!我失去的是丈夫不是一双靴子!……”

  那是她第一次采访失败。她羞于对任何人讲起这次采访中遭到的驱逐。

  现在她才明白,那位三十四岁的女建筑师,当时为什么会对她表示出那么强烈的愤怒。

  在我们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究竟有多少家庭是以爱情为最基本的建筑材料构成的?在我们这个十亿人口的大国,究竟有多少夫妻彼此相爱到难分难离的程度?又究竟有多少彼此倾心相爱的男人和女人由于社会的“原则”和命运的乖蹇不能成为夫妻。又究竟有多少感情淡漠的男人和女人由于社会的“原则”的威慑和对乖蹇命运的屈服而甘亦不甘、怨亦不怨地浮度终生?爱情的诗意被社会的“原则”统治了几千年啊!政治的,阶级的,“革命”利益的乃至所谓“党性”立场的种种内容,都被像老太太絮褥子一样总嫌不够厚实地絮进爱情的美丽荷包中。于是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共和国诞生的时候,年轻女性做半百将军的妻子是“革命”需要。五十年代知识女性嫁给目不识丁的工人或农民,是“与工农相结合”的楷模。六十年代被政治热忱统治了精神世界的姑娘追求“学习毛著标兵”之类是光荣的选择。七十年代她们倾慕“反潮流英雄”成了时髦。八十年代她们嫁给金钱,嫁给地位,嫁给某种虚荣,嫁到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以外去,实在是符合惯性定律的。

  11

  人道,人性,爱,当某一天我们将这些字用金液书写在我们共和国的法典和旗帜之上的时候,我们的人民才能自觉地迈入一个真正文明的时代并享受到真正的文明。因为这些字乃是人类全部语言中最美好的语言,全部词汇中最美好的词汇。人,在一切物质之中,在一切物质之上,那么人道,人性,爱,也必在人类的一切原则之上!科学、文化、艺术、制止战争的战争,人类的一切伟大的建设与合理的摧毁,难道不是为了更普遍的人们更普遍地获得人道、人性和爱的乐园吗?人道乃是人类尊重生命的道德,人性乃是人类尊重人的情感的悟性。爱乃是人的其它任何事业都无法取代的幸福。歪曲人道的哲学是伪哲学。阉割人性的理论是谬论。不管是用政治的、阶级的或革命的冠冕堂皇的词句注解爱情或贬低爱情的说教,尽是胡诌八扯!

  她坐在一张长椅上,头脑中产生了这些连自己也认为过分偏激的思想。苦恋了十四年的一颗女人的心啊!被一头雄海狗囚禁了十一年的一个女人的灵魂啊!她企望着获得真正的如愿以偿的爱情像爬行在沙漠中奄奄待毙的人渴望获得一滴水啊!一个二十八岁的做一个她所仇恨的男人的“妻子”的女人,她企望着爱情的到来是如同被全托在一个冷酷的幼儿园里的孩子企望妈妈一样啊!人们,你们谁也无权谴责她的思想大逆不道!

  天空格外晴朗,阳光和煦暖人,没有风,江岸的柳树新芽碧绿,垂丝不摇不动。四月里难得有这样的好天气。松花江过了春汛,变得温柔了,姗姗地流向远方。江面无浪,均匀细碎的鳞波,在明媚的日照下如抖动的蓝绸般闪耀着水光。江面也比前些日子开阔了,但对岸的种种景物却可以望得清楚。已经有许多游船划行在江中了,有的顺流而下,有的斜渡对岸。漫步在江畔的换了春装的男女青年,一个个显得都那么神采奕奕。

  无论每一个人的命运如何,无论每一个家庭的状况如何,生活本身永远是美好的,城市本身也将被建设得更加美好。可能就在这一天里有一百个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死了。可能有五百个或六百个或更多的人在为一百个人的死亡而痛不欲生。但在这里,在江畔,更多更多的人享受着春光,体会着生活的美好。这就是城市。

  她看了一眼手表,差十分八点,聚合的时间是八点半。她忽然想到了在这四十分钟内足够做完一件重大的事。

  她拉开小挎包,取出钢笔和采访本,撕下无字的一页,将小挎包放在膝上,垫着采访本,拔下笔帽,想了片刻,写下了这样几行字:

  市人民法院:

  我——晚报记者吴茵,郑重向法院提出与我的丈夫——市商业局副局长周长伟的离婚起诉。我的离婚理由,将在法庭上陈述,此不赘申。从即日始,我不再承认他是我的丈夫。

  她停下了笔。这些字还没写满一页纸,她觉得似乎对法律有点不敬;还想再写几句,起码写满一页纸,但又觉得最主要的已经写了。既然离婚在中外法典上都算是“案”,何况她和他在本市都是颇有知名度的人物,他也必定会不肯善罢甘休地和她打这场“官司”,开庭审理是免不了的。那么就在法庭上控诉那头雄海狗吧,何必在这页纸上跟法律多啰嗦什么!言简意赅。这是她当了多年记者弄成的职业习惯。于是她在这页纸的下方用大大的字体签上了自己的姓名。

  吴茵——市法院对这个名字是不陌生的。

  用从晚报记者采访本上扯下来的一页纸写离婚起诉,我是本市第一人,她这样想。严肃的法律对写在手纸上的起诉也应同样重视。

  天空这么晴朗,阳光这么和煦,环境这么美好,四周的人们这么可亲,在此时此地做完了将决定她今后生活和命运的重大事情,她感到轻松。不远处就有一个邮亭。她站起身走到那里,买了信封和邮票,伏在邮亭的小窗台上填写邮址。坐在邮亭内的那个四十多岁的女人,瞥见她在信封上写下的不寻常的字,用猜谜一样的目光瞧着她粘好封口,贴好邮票。

  “几点取信?”

  “上午九点一次,下午三点一次。”

  “那么今天肯定能寄到了?”

  “肯定能寄到。不过法院离这儿才两站路,你要送去不是会收到得更快吗?”

  “有些地方能少去一次就少去一次吧!”她对那女人笑笑,将信封塞入了邮箱。

  她的“事业”从今天起开始了。纵然全社会都因此与她为敌,她也要决心将这一“事业”进行到底。她的决心坚如磐石。她知道那头雄海狗在本市的势力之广大,她也预见到他会动员各类人物纠合起各种势力围剿她。那些人物和那些势力甚至可能左右法律,对她作出极不公正的极不利的宣判。但是她现在不顾一切不怕一切了。她想象着,当她站在法庭上的时候,即使从法官到每一个听众都成为她的对立面,只要他——她苦恋了十四年的那个男人在场,只要他的眼睛望着她,她就能够用沉默镇定地接受任何宣判,用微笑蔑视一切!

  她寄出了那封信,好像终于割断了一根系成死扣的鞋带,脱下了一双肮脏的鞋子。脱不掉的鞋子只有割断鞋带。对系住命运的死扣像小女孩翻绳花那样去对付是女性的软弱。

  他说:“我等着你,我会常去探监!……”

  他的话是她割断那系成死扣的鞋带的刀!

  十一年了,她脱不下一双肮脏的鞋!

  从今天起,她脱掉了!

  从今天起,我就不再回那个舒适的墓穴般的“家”!我要住到报社办公室去!不管主编将对我如何看法!不管主任将多么幸灾乐祸!不管同事们将如何议论如何猜三测四!不管从报社到社会将对她传播些什么蜚短流长!

  “同志……”有人叫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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