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命(108)_梁晓声

一〇八

　　结果养父和婆婆提前两天双双离开了上海——那显然是他俩迫不及待之事。我和翔的看法是，他俩早就心心相印了，只欠有谁往一块儿轻轻推一下。都没想到推的是儿女，于是水到渠成。

　　婆婆从玉县回到上海后，仿佛年轻了十岁，幸福常挂脸上。

　　几个月后，养父和婆婆领了结婚证。没办婚礼，只请少数亲人朋友吃了顿喜宴。

　　我的担心是多余的。知道的人都用上海话说是“老好老好的事体”，一句闲言碎语没听到。

　　我养父又变得开朗了，找回了幽默感。也又开始重视自己的仪表了。

　　上海老妈一旦再婚，比年轻女子还善于做娇妻，我更是自愧弗如；而我经常看出，我养父特享受那一点。

　　翔有次说：“亲爱的，你要向我妈学习。榜样就在身边，为什么不虚心学习呢？”

　　我就学婆婆的样子和语调说：“阿拉学也要有个过程嘛！”

　　那一年，娟那边也发生了令我无比惊诧的状况——先是，她与我通话时告诉我，张家贵大哥被查出患了小脑萎缩症。那次通话主要是说别的事，娟只不过附带着提到了一句，听来她当时也没太放在心上。我也和娟一样，视张大哥为贵人。娟没太放在心上，但却引起了我的重视。通话结束后，我问翔要紧不要紧，翔说以张大哥那种岁数，确认为小脑萎缩也不必多么慌张。许多人年过五十以后，小脑都会不同程度地发生萎缩。翔各方面的知识都挺丰富，听他那么说，我遂放下心来。

　　三个多月以后，娟又一次与我通话，劈头就说：“婉之，我结婚了。”

　　太突然了！

　　我愣了几秒钟才回过神儿来，不满地责问：“你可真能保密呀，跟什么人啊？”

　　娟说：“张大哥。”

　　我又愣了几秒钟。

　　“就是张家贵。”

　　我接着可就不只愣了几秒钟了。

　　张大哥可比娟大二十六岁，快六十了！

　　手机那头，娟又说张大哥的病症发展得极快，走路已经不稳了，连医生都没料到。并且，也基本上束手无策。

　　娟说：“照那样的速度发展下去，一两年后他可就是废人了。”

　　我不知怎么说才好。

　　娟说：“他是好人。”

　　我仍呆着。

　　娟说：“我要趁他还没成废人，让他过上一两年是丈夫的生活。”

　　“……”

　　“你和翔都很忙，又有了孩子，千万别过来了。几天后我要为我俩办场婚礼，新娘子穿婚纱那样式儿的。你代表高翔给我发条祝贺短信行不？我要让人在婚礼上念。”

　　“行。”我口中终于吐出了一个字。

　　合上手机后，我将娟的话复述给翔听。

　　翔说：“唉，张大哥太不幸了，娟那么做太符合她性格了！发什么祝贺短信啊，咱俩之中必须有一个人去！”

　　我犹豫地说：“咱俩都去呢？”

　　翔不加思索地说：“好，都去！”

　　正巧我养父又来上海了，他知道后，主动说：“李娟是个好姑娘，我也去。”

　　于是我成了伴娘，翔成了证婚人，养父代表我们的五口之家表达了由衷的祝福。他的话本是没什么问题的——从一座新城可喜的日新月异的发展，谈到年轻人在深圳的创业精神之可贵，再谈到人生的可把握性，特符合他的身份。令我暗吃一惊的是，他居然也谈到了他与我婆婆的晚年结合！估计是因为长久没登台讲过话了，一说开去，收不住闸了。然而他获得了热烈的掌声，娟情不自禁地拥抱了他，张大哥落泪了，向他深鞠一躬。

　　过后我对翔埋怨道：“咱爸不该说咱们家的事，没必要。”

　　翔却说：“我觉得没什么不好。通过现身说法，表达理解，意在为娟和张大哥堵住别人们可能的闲言碎语，咱爸用心良苦。”

　　不久，我收到了二姐的信。

　　我与二姐并无书信往来，也没通过话。但我依然履行着承诺，定期给她的儿子赵凯寄钱——他已考上了一所省内的大学，花销大了，我寄给他的钱也多了。

　　二姐肯定是从他那儿知道我家在上海的地址的。

　　二姐的信毒汁四溅。除了没骂脏话，种种诅咒无所不用其极。

　　原来二姐对自己与张大哥那事儿，从未彻底死心，并且仍巴望着某一天忽然由我向她传达了她梦寐以求的福音。一个人对一件完全是一厢情愿之事的执迷不悟，令我匪夷所思。现在可好，我非但没助她实现梦想，反而将自己最好的女友和张家贵“撮合”成了夫妻，我和丈夫和养父还都前往深圳参加了婚礼，这对她的刺激非同小可。换位来想，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不“撮合”，已有三处店面的李娟岂会嫁给大自己二十六岁的张家贵？图的还不是能靠住张家贵这位老板吗？——从字里行间不难看出，以上想法是多么的使我二姐绝望又愤怒。

　　那封信同样使我愤怒异常。

　　我能换位思考，却无法做到不生气。

　　翔见我气得发抖，将信要过去也看了一遍。

　　他奇怪地问：“你二姐怎么知道得这么快？”

　　我告诉他玉县人在深圳有同乡会。

　　“世上竟有你二姐这样的人！难道她忘了我们还在供她儿子上大学吗？”翔将那封信撕了。

　　我说：“看来我以后不能再回神仙顶了。”

　　“那就不回去！永不回去又怎样？我们的生活无法继续了？！”翔气得拍起了桌子。

　　我暗下决心，不再给赵凯寄钱了。然而到了该寄钱的日子，身不由己地还是去了次邮局。

　　有时，责任也具有强迫症的特征。

　　儿子四岁时，我在明德公司也整整工作了四个年头了。四年间涨了三百元工资，钱虽不多，但毕竟对我的工作状态是种鞭策和肯定。四年间我也积累了不少工作经验，具有独当一面的能力了。

　　我丈夫与我老板的特殊关系基于这样一件事——耿老先生是自驾游爱好者，我丈夫也是。只不过耿老先生开的是豪车，我丈夫经常租摩托。

　　豪车也免不了会出故障，在西藏，耿老先生的豪车过浅河时侧翻了，他的脚踝扭伤了。翔恰巧骑摩托经过那里，分两次将耿老先生和他老伴载到了附近的藏民家。但自从我在明德公司上班后，他俩并没见过面，因为耿老先生是满世界“飞行”的人，每年也就到上海一两次。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不过每年春节，家中都会收到耿老先生的贺年卡和一份礼物；翔也同样回赠。他俩并不通手机。或者，通话我也不知道。

　　一日，办公室告诉我，耿老先生下午要见我。

　　“我此次来上海，与你谈次话也是重要的事之一。”我刚一坐定，耿老先生就这么说。

　　他问我是否还记得，当年将我调到投资部时，他曾说过我日后自会明白原因？

　　我不记得了，却说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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