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命(106)_梁晓声

一〇六

　　▼第十九章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四日，星期六——我已过了三十八岁生日，我的生命第三十八次与“国庆”和“中秋”愉快相逢，这种愉快（包括过生日的愉快）我从三四岁起就有了记忆。

　　我想一概的节日，也在人的“社会关系的总和”里，区别仅仅是——不同国家或民族的人，所过是不同的节日。

　　然而我要死了。

　　我的意思是说——我也许最长再活上几年，而短则几个月。甚至，很可能活不过二〇二〇年。

　　尽管如此，不论我的第三十八个生日，还是“国庆”和“中秋”，我都过得格外愉快，完全可以用“开心”来形容。亲人和朋友为此“周密策划”，我则尽量以最好的心情和最佳的精神状态予以配合。“最好”和“最佳”，是指我事实上所能做到的程度。亲人和朋友忧伤地“愉快”着；我忘乎所以地“开心”着。“开心”着他们的“愉快”，“开心”着自己所做到的“最好”和“最佳”。我因自己的配合能力而颇有成就感。

　　我小时候曾在养父养母的带领下看过一次京剧——剧名和内容早已忘了，只记得一名走路颤颤巍巍的老苍头的几句唱词：

　　老汉今年七十八，
　　好比路旁草一棵，
　　过了重阳秋八月，
　　不知来年活不活……

　　老苍头唱得特悲哀——那种悲哀我内心里也是有的，挥之再挥，无法挥去。

　　中国的长寿之人越来越多了。可我才三十八岁就将不久于世了……

　　我是多么的热爱生活啊！

　　热爱我平凡的、普通的人生之每一年每一月每一天，包括我三十八岁人生中的心碎时刻和无助的感受。

　　婚后我的人生发生了必然的改变。

　　第二年我和翔有了儿子。

　　儿子半岁后我的产假结束，重回明德公司上班，儿子主要由婆婆照看。有了孙子使婆婆喜出望外，她做奶奶做得特幸福，但那份责任也是她始料不及的。

　　翔的小姨曾对我说：“阿拉上海女子做婆婆做到吾老姐那样，是侬福气，婉之侬知足吧。”

　　我不但知足，而且感恩。

　　翔在摄影家协会改选时，主动辞去了副主席一职。他的说法是：“挺长时期没好作品了，惭愧了，应该让贤。”

　　而我明白，他不愿说的考虑是——他那副主席是专职副主席，要坐班的。他在深圳的两年，是深圳市委宣传部出面向上海文联借调的。借调期已过，如果他不主动请辞，继续将专职副主席当下去，那么作为丈夫、父亲和儿子，他在尽家庭责任方面就分身乏术了。他是孝子，不忍心看着老母亲带孙子带得那么辛苦而心安理得。

　　他也是好丈夫——我的老板是他的朋友，他希望我少受家事拖累，工作表现出色，所以宁愿自己有时间多分担一些家事。

　　当然，也有经济方面的考虑。有了儿子，开销大了。儿子要入托、上学，不预先存下笔钱，以后用到时会犯愁的。他与一位摄影家朋友合开了一处专照婚礼照和孕期照的艺术摄影馆，收入多了不少。

　　以前的他，是艺术追求第一，作品获奖第一，兼顾收入；有了儿子以后，反过来了，变成收入第一，兼顾艺术追求了。而且，持一种能兼顾则兼顾，兼顾不成也无所谓的态度。

　　由于他的变，坊间对他的负面议论不少。有人还在报上发表了文章，不点名地批评他。文中有两句话很使他受伤——“艺术家一旦为金钱俘虏，其第二生命就终结了。”

　　他尽量对我“封锁”那些关于他的负面舆论，而我作为他的妻子又岂能一无所知？并且，那些负面舆论，一度也影响过我的情绪。

　　有次他酒后问我：“是艺术家的艺术生命重要，还是艺术家的儿子成长中的生命重要？”

　　我不知该如何回答，只有默默吻他。

　　每个人都只能在现实面前低下自己高傲的头颅——我认为在现实面前明智地妥协与勇于向现实挑战都是人应必备的能力。彻底否定了前一种能力而一味鼓吹后一种，是有毒的文化现象。因为人生不该类似角斗士。

　　我和李娟的关系也发生了改变——我成为嫁到上海的深圳人以后，事实上已不能与娟在深圳“同舟共济”了。娟又开了一家超市，两处超市加一处药店，够她操心够她忙碌够她辛劳的。仅仅因为我当年出了几万元“创业费”，我便成了理所当然的“持股人”，然后不劳而获地“分红”，这使我每思每愧，却不知该怎么办好。

　　儿子一周岁时，我收到了娟按东北习俗寄来的“贺岁”钱；我明白那就是“分红”，只不过她太了解我，换了种说法。

　　“五万元也太多了，五百元就不少了……你认为呢？”翔也显然大为不安。我看出了他已有想法，在试探我的意思。

　　“和你的感受相同啊。”我遂将自己的惭愧倾吐而出。

　　他说：“你好朋友可是只有一个肾的人，咱们不能忘了这一点。她太不容易了，三个店的效益不错，那全是她和她弟起早贪黑没假没节地努力的结果。咱们和她的情况也大不一样。你我有工资，上海和全国比还是工资高的城市，我除了工资，另外还有收入。我妈也有退休金，她花不完，每月还能存点儿。可娟不同，她和她弟至今在深圳仍没有属于自己的住房，当然往前看肯定不是回事儿。她在农村又有那么多穷亲戚，这一点咱们也不能忘了……”

　　“你是怎么想的直说，别绕弯子。”我犯急了。

　　“你退股吧。”翔的话把我给说愣了。

　　“有句话我以前说过，现在再说一遍——娟是有经商头脑的，也有一股子人生的闯劲儿，这两点都是你不具备的，老实说连我也不具备。你俩别再一条绳拴俩蚂蚱了。再那么下去，对人家娟太不公平了。每次听你俩靠手机讨论经营上的事儿，我都替她累心。剪断那条绳，她反而会飞得更高更远。蚂蚱不是只会蹦，也会飞……”

　　翔那天是抹下脸了，一点儿不给我留面子，把话说得特直接。“可……我如果坚持那么做，她会受不了的……”

　　“这事儿你处理不好。你跟她那么说，她当然会跟你犯急。如果你同意，我来办吧。”翔的想法我也有过，我便授权由他来“解决”了。

　　当时，深圳有家印刷公司，叫“雅昌”。水平很高，常在国际上拿印刷评比大奖。上海摄影家协会要在“雅昌”印优秀作品集，翔与“雅昌”的老板万杰也是朋友，于是主动请缨前往深圳洽谈——由他出面，价格上会打折扣，这正中领导下怀，他的领导很高兴地批准了。

　　翔从深圳回来后，公私两项任务都完成了。

　　听他说与娟谈得很好，我没追问他究竟怎么谈的；但我内心里是挺怀疑的。我太了解娟了——一想到娟的内心感受会怎样，我宁可不问。

　　果然，晚上娟向我“问罪”了：“婉之，你什么意思啊？你让高翔来逼我对那事儿表态，我能不……”她在深圳那头哭起来了，哭得那叫伤心，连她弟从旁劝她别哭的话我都听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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