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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四


  我说:“全是湿衣服。我昨天来时遇上雨了,招待所没地方晾,想在这儿晾干。”

  我大姐夺过背包,一言不发地拉开,将里边的衣服裤子鞋子袜子一股脑儿全抖在水盆边,又坐下洗起衣服来。

  大姐夫对她说:“我先带你小妹参观参观咱们的家哈。”

  大姐“啊”了一声,也不再看我俩,只管低头搓盆里的衣服。

  那小楼外观搞得不错,一层窗台以下还贴了瓷砖。里边除一间卧室刷过了白灰,另外所有地方仍是水泥裸墙。有的房间只有一两件旧家具;有的房间堆放农具;有的房间空着。也只有卧室多少体现出一点儿生活气息,床虽是旧的,木料已变黑,但花床单和花枕套较新。一面挂镜子和相框的墙壁颇可观,以杨辉穿军装的彩照最为显眼,最大的一幅一尺左右。

  我大姐夫说,当初铆足了心劲不盖平房非盖小楼,完全是为儿子着想。

  “想着他结婚的时候连新房都有了,可他真的参军去了……虽然刚才你大姐已经谢过你了,我也还是要再谢你。你那五千元钱是雪里送炭……儿子一入伍,我和你大姐没操心事了,她的病也好多了,能采茶了,采得还挺快……这个家暂时这样没什么,我俩不急着装修,先攒两年钱再说。一年攒下两万没问题,两年不就四万吗?三年不就六万吗?过日子这事儿,手中有钱,心里不慌啊。你那五千元钱,我和你大姐都认为,必须还……”

  他的话说得断断续续的。即使他停下来时我也不接话,无话可接。我看得出来,除了向我表达谢意,他其实也想承认自己当年作为父亲的混,却由于自尊心的障碍,话到唇边拐个弯又说别的了。

  等他终于不再说下去,我才说:“那钱不必还。”

  “哎呀,哎呀,这……咱们到院子里吧,晒着太阳,边喝茶边聊好不?”

  他用两声“哎呀”接受了我的表态。

  我大姐已在洗我的衣服了。

  我说:“大姐我自己来。”

  话一出口,我暗自诧异,没想到自己口中会那么自然地叫出“大姐”来——那是我的第一次。

  我大姐也不说什么,只是起身用背挡住我,不让我靠近水盆。

  我只得坐在小凳上饮茶。

  阳光晒得我身上暖暖的,特舒服。茶也香,清喉润肺。

  大姐夫说:“没打过农药的。”

  我说:“好喝。”

  大姐夫又对大姐说:“婉之不许咱们还她钱。”

  他将“不许”二字说得格外强调。

  大姐边晒衣服边说:“得还。别听她的,谁挣钱都不容易。”

  我心里顿时感动得一塌糊涂,因为终于听到她说了一句绝对是明白人说的明白话。

  大姐夫挠挠头,笑呵呵地小声问我:“这倒使我为难了,听你俩谁的啊?”

  我也小声说:“听我的。”

  大姐夫的话属于“杀鸡问客”那类话,而我的话却是真心实意的话。

  不料大姐耳灵,看定他大声说:“听我的!”

  “好好好,听你的,当然听你的,你的话就是圣旨行了吧?”——大姐夫哄着大姐。给我续水时小声说:“我还是得听你的。”

  尽管在我看来他的表现可谓狡黠,但我内心却无反感。因为我不论从他脸上还是从我大姐脸上,都看到了那种给我以“鲜活”印象的变化。这变化使我既为神仙顶的人暗自高兴,也为他俩高兴。须知被贫穷压榨得麻木了的人,往往是连一点儿小狡黠也没有的。极度贫穷的日子过久了,几乎可以将人的智商归零。

  大姐夫问我“回家”的事由,仿佛神仙顶自来就有我的家,而且我也只有这里的一个家似的。我觉得他的亲热首先应归功那五千元钱,或进一步说他儿子入伍这件事,使他的人生燃起了某盏彩灯——可不是嘛,他家院子的门楣上钉着“光荣军属”的红色铁牌,据我所知这是神仙顶头一户,多么令人羡慕可想而知。但我立刻又觉得我的想法甚不厚道,于是心生出自我批评。

  我说我是回来给赵凯开家长会的。

  他“噢”了一声,问我见过赵凯了吗?

  我说见过了。

  “那么,知道他爸不在了?”

  “看到他戴黑纱了,他不告诉我原因,究竟怎么回事?”

  大姐夫就大声问大姐:“婉之问赵凯他爸的事,你过来告诉她呗,我洗。”

  大姐头也不抬地说:“你告诉吧,我这儿都快洗完了。”

  “我告诉合适吗?”

  “事儿都是那么一件事儿了,谁告诉还不一样,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

  大姐的话一句比一句明白,语气语速与常人无异。除了偶尔眼神有点直,看不大出来是个患过精神病的人了。我觉得,大姐夫与大姐的关系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大姐的家庭地位分明有所提高——这肯定也要感激那五千元钱。或进一步说,要感激我是我大姐的亲妹妹这一事实。如果我仅仅是她的亲妹妹,节骨眼上却并不伸出援手,或有心无力,那么将又当别论。

  才五千元钱就改变了这么多关系!

  而且还未必是他当时真就拿不出来的。

  钱、钱、钱这东西啊!

  那时我内心又对钱产生了五体投地般的膜拜,并且,因此不寒而栗。

  大姐夫的说法是——赵凯他爸不学好,爱赌,结交了些狐朋狗友。他们聚在一起商议出个坏点子来,盗墓……

  “根本不在行,也没应手的工具,三个喝得半醉不醉的家伙,有天夜里就干了起来,还弄出不小的动静。赵凯他爸负责起棺材盖,用的是凿子和锤子。他一下下把自己衣服角给凿进去了,自己却没感觉。忽然有人打着手电,喊着跑过来了,那两个撒腿就跑,赵凯他爸却跑不掉了,衣服被夹住了!越挣越觉得棺材里有只手拽住了自己,所以他倒喊起救命来。等附近村里的人赶到,他就那么被吓死了。千真万确是被吓死的,有法医的证明……”

  大姐夫讲此事时倒不断断续续的了,讲得特顺口,似乎已经讲过多遍了。我看不出他有悲痛,只看出他讲到“喊救命”时,强忍着才没笑起来。

  我也没悲痛——悲痛不起来,仿佛在听他“扯闲篇”。我夜大的同学每将散布奇闻怪事的人讥为“扯闲篇”,却又人人爱听,故“扯闲篇”的人挺被喜欢。

  好事无人言,坏事传千里——我明白了赵凯写给我的第二封信为什么会是那样的。

  我不知说什么好,陷于难堪的沉默。是的,我难堪。我大姐夫讲得一点儿不难堪,我这个听的人却难堪起来,我也不知为什么。

  大姐夫问大姐:“我没添油加醋吧?”

  大姐说:“是那么回事。”

  她已洗完衣服,将水泼在当院,到水管子下去接清水。

  我为了摆脱难堪,走过去替大姐端盆,发现大姐眼中有泪了。

  我说:“你歇会儿,我洗二遍。”

  她说:“在这儿吃午饭吧。”说罢进屋了。

  我洗衣服时,大姐夫蹲盆边说,我二姐因为二姐夫的事没脸出门了;我生父气病了;二姐夫家的人也觉得他丢尽了他们的人,都不愿管他的后事。

  “没法子,看你大姐分儿上,我也得出头啊。是我张罗着把你二姐夫发送了的。虽然他活着时我俩关系并不好,他有对不起我的地方,我也有对不起他的地方,但他死后,我可是很对得起他的……”

  大姐夫的话说得特坦荡。

  我说:“谢谢大姐夫。”

  说完内心陡然来气。都是些个什么烂事儿,与我方婉之何干?我谢得着他吗?我又是替谁在谢啊!

  午饭简简单单。

  大姐夫说,按理也应该由他张罗,将我生父和我二姐请到他家,亲人们聚一顿餐。但出了那件不好的事,聚在一起聊什么呢?所以还是别往一起聚的好。

  我大姐说:“对。”

  那也正是我想说的。

  在院门口,我大姐嘱咐我:“要是你二姐问你来过我这儿没有,你要说没来过,先到的她那儿。”

  我点头。

  “她要是不问,你也犯不着非按我教你的话说,绕过去最好。”

  我点头。

  “她受那场刺激,神经也有点儿不正常,说什么你不爱听的,都别挑她的理。”

  我没再点头。

  我的颈子僵住了——不,我全身都几乎僵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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