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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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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马克思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并不意味着人类社会的一切关系现象,都必然会全面无遗地体现在具体的任何人身上,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每个人的社会关系都是有限的。但古今中外的事实证明,一个人的文化修养越高,他就越具有广泛的吸引力,他的社会关系就越丰富,马克思那句名言在他身上就越会得到充分验证。同样道理,一个单位、一家企业也是如此,于是产生了“公关”这一理念。“公关”绝不是个体理念,而是以企事业单位为名的整体性理念——企事业单位与社会的接触面远大于一般人与社会的接触面,所以得由一个部门来处理与公共社会的关系。 这种关系的社会透明度越高,企事业单位的形象越良好。效益决定发展,效益怎样最终要以金钱来衡量。但“公关”工作首先不是直接为了金钱目的而进行的,它是为了长远的可持续发展而进行的,常常体现为花钱的工作,所以公关部门要有公关费,如同宣传部门要有宣传费,出差要有差旅费。而这容易使某些国人产生误解,错误地将‘公关’想成了‘攻关’,以为是要靠钱去摆平种种不敢透明的社会关系,靠钱去办成正常渠道办不成的事,完全不去深思企事业单位对社会各方面应负的责任、应尽的义务,于是‘公关’反而成了他们变相搞权钱交易的腐败借口……” 他讲时并不在讲台上踱来踱去,也不插科逗哏,而是一手前一手后,站在黑板旁一动不动;拿粉笔的手在前,不时往黑板上写几个关键的字或词。他的目光始终望向中排后排,望向前排的时候很少。他的南方口音明显,却又句句都是普通话,语调似乎具有一种磁性,使听的人会不知不觉地着迷…… 他的目光一次也没望向我。而我则被他的话语吸引了,并且完全认可他讲的道理。 我观察左右两边的同学,发现他们都听得很投入,脸上的不满也完全消失了。 下课后,我听到同学们议论纷纷,有的说爱听他讲课,尽是“干货”;有的说他像三十几岁时的周恩来,可谓风度翩翩…… 后一种议论使我暗暗生气——那家伙明明是一个伪君子,怎么能与周恩来相提并论呢?骗子往往都是能说会道的,某些坏人也可能有一副斯文的外表。如果我不揭穿他的老底,对他产生好感的人不是会越来越多吗?!…… “你什么专业的?” 校办值班的李主任听了我的严肃揭发,不敢掉以轻心,一手拿笔,一手翻开了记事本。 “企业管理。” “噢?……” 听了我的话,他将笔放下,将笔记本合上,笑了。 我以为他怀疑我的身份,给他看学生证。 他说:“你叫方婉之,对不对?老师们都夸你听课认真,到得也早。我听课的时候也见过你。你们的代课老师戴眼镜,样子很斯文对不对?……” 我说:“对,他的外表太具有欺骗性了,我认为应该向公安部门报案……” 这时上课铃又响了。 “小方同学,误会大了。你先回教室上课,下课时我去你们教室,我会将你对高翔老师的误会解释清楚的……” 李主任边说边往外送我。 第二堂课快下课时,从后排传给我一个纸条。我打开一看,其上几个字是“下课请留步。李”。 下课后,我坐那儿未动。 高翔拧开保温杯盖喝了口水,奇怪地问我:“你怎么还不走?有什么问题想问吗?” 我瞪着他反问:“你认不出我了吗?”他走近我,弯腰细看我的脸,直起腰后笑了,假模假式地说:“是你呀!咱俩还有笔账没结呢。你欠我钱,我欠你照片。” 我觉得他的样子是强自镇定。他的笑很狡猾。他的话证明了他的心虚。 我以正告的口吻说:“我认出了你是你的不幸;你也认出了我会使你明白为什么。” 他又狡猾地笑了笑,故作轻松地说:“没那么严重吧?你又不是女巫。” 这时李主任来到了教室,笑呵呵地问:“你俩的误会消除了?” 他说:“我对她没什么误会,我还选她做我的课代表了呢。” 我说:“李主任别信,他骗你。” 他笑着说:“让你喊立、礼、坐,就是选你当课代表了。” 我说:“那你也收买不了我!” 李主任做着裁判那种手势说:“停,停!高老师你也坐下,由我来解释。” 李主任说,高翔是上海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是由深圳市文联请来,协助深圳市文联成立摄影家协会的。他举办“黄色摄影展”那件事,纯系小人诬告,公安方面已向他道歉了。他起先是为了满足夜大学生的兴趣需要而上摄影艺术课的,恰巧赶上讲企业管理的老师生病,他就急学生们之所急,兼起企业管理课…… 李主任问我:“你认为高老师的课讲得如何啊?” 我的脸已红到了耳根,恨不得地上及时裂开一道缝,能使我立刻钻下去。 我以歉意的目光看着高翔,嘴上说的却是:“还……行吧。” 李主任也看着高翔解嘲地说:“你的课代表对老师讲课的水平要求很高啊。” 高翔立刻说:“惭愧惭愧,我将认真总结不足。” 李主任又看着我说:“摄影家讲企业管理课,听起来太不搭界了。可高翔老师是学者型摄影家,学问面很广的。人家也出过企业管理方面的专著,还成了畅销书呢!” “我说还行的意思其实是……讲得很好,同学们普遍都是这么认为的……” 我不得不——不,我心悦诚服地纠正我的话。 “我谢谢同学们的肯定,我将再接再厉!”高翔很绅士地向我鞠了一躬。 李主任哈哈笑出了声。 那天晚上,高翔将我送到旅馆门口…… 国庆前的半个月,厂里接了一份急单。 我向赵子威建议:“号召姑娘们加班吧,否则,恐怕难以按时完成。” 赵子威问:“姑娘们愿意加班吗?” 我说:“只要加班费给得合理,她们都是愿意的。” 听我这么说,他不看我,身子往老板椅背上一靠,眼望屋顶沉默片刻,另有打算也是自信满满地说:“那就别加班了,你也别操那么多心了,能完成的,必须按时完成。” 第二天,流水线的运行明显加快了。需要包装的是高档进口酒,每瓶都挺贵。流水线提速了,超出了一般流水线工人眼疾手快的能力,接连有姑娘将酒瓶弄到地上摔碎了,那是要赔的。自我当上总长以后,车间里第一次有姑娘的哭声。 我问李娟:“流水线太快了是吧?” 李娟说:“傻瓜才看不出来。” 我又问:“怎么回事?” 李娟说:“还能怎么回事?咱们下班后,有人将流水线调挡了呗!这种速度,连我干一会儿都眼晕。”话音刚落,有一名姑娘晕倒了。 我立刻拉下电闸,李娟则命令几个姑娘:“快帮我一下,使她平躺着。” 那姑娘倒也无大碍,只不过是神经高度紧张造成的一时头晕。 我又问李娟:“怎么才能回到原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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