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命(53)_梁晓声

五三

　　她沉下了脸，也不看着我了，穿上拖鞋，端着盆就往外走。

　　我说：“你别那个样子出去。”

　　她问：“怎么了？”

　　我说：“你化了妆虽然好看，但也会使老板夫妻俩想到一个人。”

　　“又是谁？”

　　她站在门口，既不转身，也不回头。

　　我说：“还是姚芸。”

　　连我自己都听出来了，我的话有明显的审判意味。

　　她将盆放下，缓缓转过身，表情庄严地走到我跟前，俯视着我问：“你认真的？”

　　她的语调也变冷了。

　　我仰着脸，不示弱地迎着她的目光，傲然地反问：“我像是在开玩笑吗？”

　　她突然扇了我一耳光。

　　我说：“滚。”

　　她愣了片刻，猛转过身去，胡乱地将属于她的东西尽数塞入拉杆箱，昂头拖着往外走。

　　我高叫：“站住！”

　　她又僵立在门口了。

　　我命令地说：“拖鞋是旅馆的。”

　　她缓缓从拖鞋中抽出了双脚。

　　她竟赤足而去，还用手阻挡了一下门，使房门关得几近无声。

　　我看着门前那双拖鞋，顿时泪如泉涌。

　　我失眠了。一合上眼睛，眼前便会出现一双红色高跟鞋。终于困得不行睡过去了，却又梦到姚芸。不是什么好梦，姚芸在梦中一句接一句地问我：“为什么？为什么？……”

　　她的话也如同审问。

　　我无法回答——我变哑了。哑巴还能发出咿里哇啦的声音呢，我却连那种声音也发不出来。我似乎成了一个完全没有声带的人。

　　我从梦中醒来，“为什么”三个字犹声声在耳。已不是姚芸在问，而是自己在问。

　　是啊，为什么啊？究竟为什么？同样的事发生在姚芸身上，我一味同情；发生在李娟身上，我却表现得深恶痛绝？

　　李娟和姚芸，不都是单纯、坦诚又温暖的女人吗？

　　难道仅仅因为李娟是我的朋友，而姚芸和我的关系还很浅吗？

　　朋友之间不是更应多一些怜惜吗？

　　我无法给自己一种合情合理的解释。

　　好幸运地有了一个亲如同怀的姐们儿，却又那么简单粗暴地失去了——我又如同一个社会关系之和归零的人了。

　　第二天我已不愿住在那个如同是家的房间，早早就回到了厂里。

　　以后十来天我一次也没回“家”，因为很难面对李娟睡过的空床而若无其事。

　　一日傍晚，我在厂外的小路上散步，心事浩渺，低头信步。

　　忽然听到一阵哨声，随之听到有人喊：“封住路口！分散排查！”

　　刚一抬头，被别人撞了个满怀——对方跌坐到地上，而我的头撞疼了。我揉着额定睛细看，坐在地上的居然是也被撞蒙了的李娟。她穿的不再是旗袍，而是紧身瘦腿儿的长裤。她那双红色的高跟鞋有一只脱脚了；并且，断跟了。小路那端的路口，停着一辆警车，只见车头，不见车尾。车前盖上的红色警灯不停地转，警笛长鸣不止。一名公安背对我俩，倒剪双手，叉腿伫立。

　　李娟仰脸看我，向我伸出只手。她的举动那么自然，也那么理所当然。仿佛即使我是陌生人，也应该握住她的手拉她起来。

　　我并没那么做。

　　我立刻蹲下了——我的举动也那么自然，半秒的犹豫都没有，如同鬼使神差。

　　我脱下自己的鞋子，替她穿在脚上，又脱下工作服帮她穿上。于是我光着脚了，上身只穿一件短小的花衬衣。我提着她那双高跟鞋，这才拉起了她。

　　她说：“我崴脚了。”

　　我扶着她，一声不吭往厂里走。

　　她又说：“别把鞋跟弄丢了，挺好的一双鞋，修修还能穿。”

　　我站住，却将鞋跟拽下来，扔到了远处。

　　快走到厂门口时我才说话。我说的是：“你扶着我。”

　　她顺从地扶着我了。

　　我又说：“低下头，别说话，扶我进厂。”

　　她照做了。

　　而我，苦笑着向老门卫扬了扬高跟鞋。

　　老门卫说：“姑娘，穿高跟鞋走路要当心嘛。”

　　我们厂有后门。

　　路过垃圾桶时，我将高跟鞋扔进去了。

　　她舍不得，想去掏出来。

　　我不放开她的手，硬拽着她往前走。

　　到了后门，我从兜里掏出钥匙塞在她手里。

　　她伸开五指，见是钥匙，没说话，脸上也无任何表示，转身走出后门，一跛一跛地走远了。

　　那天晚上，我对自己到底应不应该回一次家犹豫再三。

　　我最后的决定是不回去，我不知再在“家”里面对她时该说什么好。

　　九点多我就躺下了，却意识到如果不回家一次，肯定没法入睡。于是我爬起来，找了个借口，与一名线长打个招呼，急急如风地往家走。我推开门，见李娟也躺在床上并未合眼。她显然听出是我回家了，却一动不动。

　　我也不吱声，走到我的床边坐下。

　　这时她说：“不是你想的那样。”

　　仍一动不动。

　　隔了一会儿我才说：“那是怎样？”

　　“他不在了。”

　　她的话答非所问，而我没能立刻明白那句话的意思。

　　又隔了一会儿她才说：“周连长牺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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