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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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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问:“你的同学为什么说我像橄榄?” 我脸红了,说:“是么?我没听见啊!” 她沉默了一会儿,低下头去,说:“知道你快离校了,来看看你。” 我说:“我分到北京了。” 她抬起头来,深深地看了我一眼,复低下头去,又沉默起来。 我说:“我本是可以留校的。” 她渐渐抬起头,问:“你不愿留校?” 我说:“谈不上愿意或不愿意。北京上海对我反正都一样。因为我将来总归是要回到哈尔滨去的。我有一个身体很不好的老母亲,有一个患精神病的哥哥,家庭需要我。”她轻轻叹息了一声,再次低下头去。 她的双手像幼儿园里等待阿姨给剪指甲的小女孩那么规规矩矩地平放在桌上。而她低着的头却扭向一旁。似乎永不会再抬起,永不会再看我一眼。 我站起来,走到她身旁,握住了她的双手。 她没有抽回她的手,有半分钟的时间,她保持着原来的姿势,一动未动。她坐在那里仿佛是一个石头人。她的双手在颤抖。 也许是我的双手在颤抖。 忽然她将她的脸贴在我的手背上。 我说:“我爱你!” 她说;“不……” 我不禁放开了她的双手,走到窗前去,背对她站着。她问:“你生气了?……”声音低低的。 我转过身,盯着她的脸说:“那么请原谅。” 她说:“我有老父,你有老母。我有侍奉我父亲的义务。你有孝子之心。我们虽然是在马路上偶然相识的,但我永远不会忘记你。因为你是第一个对我说:‘我爱你’这句话的人。今后南北相离,何必钟情呢?这是缘份,你我命定如此。”我怔怔地说不出话来。 她低下了头去,沉默着。 我也沉默着。 不知过了多久,她站起来说:“我该走了。”朝我凄然一笑。 见我还怔着,不说话,她转身向房门走去。 “等等!”我叫了一声。 她在门前站住了。 我走到她跟前,将门锁落下了。 “你……”她吃惊地瞪着我。 我坚定地说:“我要吻你一下。” 她凝视着我,低声问:“你吻过几个姑娘了?”我觉得,她的凝视是那么幽深。 我说:“在你之前,我没吻过任何一个姑娘。”她说:“在你之前,我未被任何一个小伙子吻过。”她闭上了眼睛。 我轻轻在她眉宇间吻了一下。 她睁开眼睛,问:“你吻过了?” 我说:“是的。” 她说:“我什么也没觉得。” 我说:“那我再来一遍……” 有人敲门…… 第二天,我离开了上海。 小莫去送我。还有三个同学:小杜、小刘、小周。 我从车窗口探出身子,一边和他们说些告别的话,一边用目光在站台上的人群中寻找着。 小莫说:“你寻找她?” 我突然发现了她,隐蔽在一根水泥柱后,呆呆地凝视着我。 我要从窗口跳出来。 列车开动了。 小莫、小杜、小刘、小周对我喊了些什么,我一句也没听到。 我的目光只望着那根水泥柱子,柱子后的她。 上海,别了!别了,你这在新华路扫马路的姑娘! 我们在新华路的人行道上相识。那时你手中拿着扫帚,我是一个“工农兵学员”。我们却在上海火车站相别!你隐蔽在水泥柱子后,就像我送你去浙江农村时隐蔽在候车室的一个角落一样。你有老父。我有老母。我有孝子之心。你也有孝女之心。今后南北相离,我们命定如此。我们没有缘份。你像一颗橄榄,我用我的心含着你。今后我将成为丈夫。但我不会忘记你。人人都有这点权力。 我又了解你多少呢?了解得那么少,那么少,那么少!我为什么竟爱你呢?我自己也不明白。永远也不想弄明白。列车向北、向北、向北……我望着车窗外,思考我这三年的大学生活。学到了识别人的一些经验和一些教训。如果这也是学问,三年还不算白过。 做过什么亏心事吗?做过的。“批邓”的时候贴过一张大字报。写过三篇“反小生产者”的短篇“小说”。没发表。写过一部“反文艺战线‘走资派’”的长篇,没写完。如果不是粉碎了“四人帮”,短篇也发表了,长篇也写完了。为了什么呢?为了获得。为了获得什么呢?为了获得我所憎恶的那种政治势力的青睐。憎恶是真的。想讨好也是真的。产生过愤起疾呼果敢抗争的类乎勇士精神的冲动,更多的时候唯恐祸及自身,以懦夫的可鄙的沉默维护着一点点可怜的人格。如果讨好成功呢?如果想获得的获得了呢?我会不会加入“另一类勇士”的行列,顺着政治的竹竿往上爬,越爬越起劲呢?…… 而我的毕业鉴定上却写着:“同‘四人帮’作过斗争……”一条永恒的荣誉。 我忽然觉得,自己并不比V、C一类人正派多少。 我忽然觉得,自己仿佛和一个娼妓鬼混了三年。 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真亦是假。假亦是真。只有对一位姑娘的爱,是不打什么折扣的。 也算是收获——我认识了我自己。 列车向北、向北、向北……我忽而又想到了沃克。如果他还在中国,我真愿将自己内心里最真实的一切一切都坦率地告诉他,让他真正了解一个中国人。 列车向北、向北、向北……我在心里对自己说:“梁晓声,梁晓声,你今后得多少变得好一些才行啊!……” 选自《小说界》1986年第三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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