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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
老师将我和她编在一组，交给我帮助她提高“写作水平”的任务。 　　我第一次看她写的东西，是学期个人总结。连标点符号也不会用，一“逗”到底，最后一个实心大句号。而那字，像稻田里插的秧苗，一律倾斜地“长”在格子里，仿佛字字是从下往上挑着写的。通篇有四分之一的字似是而非，缺胳膊短腿。语法就更谈不到了。我想替她重标一下标点，力不从心。一“逗”到底，还看得明白。若重新断句，则没有一句话意思是完整的。 　　我十分惊诧，问：“你上过几年学呀？” 　　答曰：“初一。” 　　又问：“为什么初中都没念完？” 　　答曰：“母亲死了，家中缺劳力，帮父亲挣工分。” 　　再问：“教你的语文老师没给你讲过如何运用标点符号吗？” 　　答曰：“谁有耐心认真学那些？” 　　“为什么？” 　　“不学那些就嫁不了人啦？” 　　我怔怔地瞧着她，许久不知说什么。 　　她说崇明对面是台湾。我告诉她不是。她就跟我争执不休。争得我只好说是是是。 　　后来我才知道，张春桥对复旦中文系有过什么“指示”，要招收一个文化很低的，根本不知“文学”为何物的学生，将其培养造就成为作家。以打破“文学神秘论”、“作家天才论”。她就是按照这样的指示，招入复旦的“试验品”。 　　知道了这个底细后，我常常替她感到悲哀。后来同学们差不多都知道了，却没有一个人告诉过她。她自己不知，也就从不悲哀。每月十七元伍角的助学金，吃饭很节省，竟能省下近半数的钱。不买书。买衣服。对我说：“两个月添一件衣服，三年三十六个月，我至少能添十几件衣服是不是？将来结婚的时候，就不必自己再添衣服了。” 　　我问：“你有对象了？” 　　她诚实地点点头，说：“还没定。” 　　问：“为什么还没定？” 　　答：“要是我分在上海了，就把他甩了！定了，将来就甩不掉了。” 　　问：“他很爱你？” 　　答：“当然，我们全公社，这几年就出了我这么一个大学生。” 　　她对我比对别的同学信任，肯讲实话。 　　我在北大荒当过小学教师，就从怎样运用标点符号起帮她提高“写作水平”。三年来，我觉得我对她是尽了一个同学的义务的，不乏耐心。毕业时，除了逗号和句号，她还会运用冒号，引号，感叹号了。字写得依然如故，不见进步。残字在她的文化废墟上，依然可以组成一个“独立王国”。 　　有年端午节她从川沙返校，给我带回十几个肉粽子。我说：“别都给我，也分给其他同学呀。” 　　她说：“哼，给他们个屁！” 　　她觉得所有的同学都瞧不起她这个“贫下中农的女儿”。其实更多的同学并非瞧不起她，是可怜她。她似乎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可怜的。三年来与同学们“划清界线”。 　　作集体毕业鉴定时，十六个同学中，对十五个同学她一言不发。只对我一个人发了言，提了三条优点。过后，她单独找到我，说：“我算报答你了吧？”一句话，竟感动得我几乎落泪。 　　三年，三条优点。还有那些肉粽子……她是个以德报德，以怨报怨的姑娘。而且自尊心特强。 　　三年来我对她的一些所谓帮助，实在不值一报。对于提高她的“写作水平”，也并不起什么作用。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我本欲告诉她，她为什么会被招入复旦。却终于没有告诉她。我想她知道了，准会大哭一场。何必要让她三年后怀着一颗深深受伤害的心灵离开复旦呢？ 　　她离校时，除了我，没有第二个同学去送她。因为她不向同学们告别。 　　我一直将她送到公共汽车站。她对我竟有些依依不舍。忽然她哭了，说：“其实我早就知道我能入复旦是怎么回事了，把我当成‘试验品’，所以我偏不努力学，让他们扫兴……”“他们”——当然不是指的老师们。老师们对她都很关心，她对此也不无感激。张春桥的任何一条“指示”都是复旦的法令。老师们没有抗拒的力量。她自己，三年来不过是以一种消极的心理，嘲弄政治对她的命运的摆布。 　　政治摆布人，如同猫摆布老鼠。 　　她还不是“工农兵学员”中最值得同情的一个。最值得同情的是评论专业的一个藏族女生。文化水平不比小樊高多少，两个孩子的妈妈。入校后有压力，也想孩子，对文学评论不感兴趣，如同盲人对看电影不感兴趣。数次要求退学，工宣队不同意，党委不批。她是农奴的女儿，认为退了她，是“阶级感情”问题。 　　有天我端着脸盆到水房洗衣服，见她呆呆地站立在三楼走廊的一个窗口出神。一件衣服还未洗完，就听“刷啦”一响，是什么从楼上掉下去砸到树的声音。我觉着那声音不祥，满手肥皂沫冲出了水房——走廊窗口已不见了她的身影。俯窗一看，楼底下卧着她的躯体。 　　她摔死了…… 　　这些人，这些事，渐渐使我意识到，复旦是不能满足我强烈的求知欲的。它可以给予我的只能是另外一类东西：入党，理想的分配去向，政治垫脚石。想要多少块？它可以给你多少块！但需用等量的“实际行动”去换取。在给了工宣队一个不良的最初印象后，对我来说，换取到那些东西，得“摇身一变”，往自己脸上多涂几道反差油彩。 　　我没有足够的信心和足够的勇气。出卖自己也总需要点勇气。彻底出卖自己则需要大的勇气。 　　我唯愿自己能无风无波地在复旦度过三年。 　　我想，我得本分一点才好。 　　然而“本分”要成为一个人的愿望和原则时，还需获得客观的恩典。客观不发“允许证”，主观就像一个被无赖纠缠的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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