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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我当时又说了些什么，连我自己如今也记不清了。有一点却记得很清楚，连长没坐多一会儿，就一言未发，面色青白地怫然而去。指导员比连长涵养好，默默地吸了两支烟，也站起身走了。他虽然表面上不动声色，但离开前狠狠踩灭烟蒂的动作，也够令人“触目惊心”的。如果不是因为我的工作组成员的身份，他当时绝不会表现得那么有涵养。团支部书记也要起身走，我把她叫住了，对她说：“团组织会还没开完呢，你不能走！”她只好留下，眼泪汪汪的，几乎快哭了。 　　多数团员知青，对于出现了这样一种他们万万料想不到的、“剑拔弩张”的局面，既感到震惊，也暗暗感到钦佩。我无形中成了代表他们被压制的意见的人。他们主张继续表决。表决的结果——给那个鹤岗知青警告处分。这等于对木材加工厂连长和指导员威信的一次严重打击。 　　剖析起来，我的“仗义执言”，倒并非主要是受所谓“正义感”的驱使。还有更为主要的，当时连我自己也根本不可能意识到的心理因素起强烈作用。这种心理，就是身为一个知识青年，经常受到种种抑制性的不正当的“管束”，人格被“领导意志”随心所欲地扭曲，情绪被外界力量无端地粗暴地施加骚扰，寻找机会想得以发泄，表示反抗的心理。不过在什么机会下，以什么事件为导火索，以什么方式发泄和反抗，因人而异罢了。这件事，我在我的小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中，作为“情节”移植到女主人公李晓燕身上了。 　　我以我认为恰当的方式发泄了。我的心理感到了一种发泄后的满足，感到了一种类乎“大获全胜”的痛快。一种从未有过的痛快。 　　然而，“大获全胜”的不是我，也不可能是我。我不过扮演了一次“唐·吉诃德”式的惨败者的角色而已。 　　我已说过，从木材加工厂到团部只需五六分钟。刚表决完，还没散会，我就被叫去接电话。政治部主任从团部打来的。 　　“放下电话，立刻跑步到我的办公室！”政治部主任在电话中用异常严厉的语调命令。 　　我没跑步，但走得很快。走进政治部主任办公室，木材加工厂连长和指导员坐在办公室里，都幸灾乐祸地瞧着我，都是一副皮笑肉不笑的神气。 　　“从今天起，不，从现在起，你不再是工作组成员了！你必须在木材加工厂团支部会议上做深刻检查！”主任对我拍桌子瞪眼睛。 　　“没什么可检查的！”我恼火透了。 　　“你太放肆了！”主任气得脸色紫红。 　　我顶撞道：“作为一个人，我有权放肆一次！”主任腮帮子抽搐，说不出话。 　　“小梁，你何必发这么大火呢！有话好好讲嘛！”木材加工厂连长和指导员虚伪地劝说我。 　　我狠狠瞪了他们一眼，走出了主任办公室。 　　政治部主任对我没有半点好印象。他给我的印象更不怎么样。我从连队调到宣传股两个多月后，我们连的文书，一位小巧玲珑的“安琪儿”般的牡丹江姑娘，也调到了团部组织股。她报到的当天，吃晚饭的时候，我和她肩并肩向机关食堂走。政治部主任吃罢了晚饭，迎着我们俩往回走。相距三十步远，我就发现他的五官往一块儿挤，在脸上挤出了一堆笑。尽管我不爱看他那种笑，但却认为他是在对我笑。自从我调到宣传股后，他只对我简短地说过几句例行公事的话，还从没对我笑过。 　　主任对我笑，而且是第一次，仅仅出于礼貌，我想我也应对主任笑。 　　我心里那么想，表情上也就相应地作出了一种笑模笑样。笑得不怎么自然，也不怎么由衷。 　　相距二十步远，主任脸上那堆笑更加可掬了。 　　相距十步远，我才看出，主任脸上那堆笑，并非为我，而是呈献给我身旁那位“安琪儿”般的她的。目光，是聚焦的。整整齐齐的两束，投射向一个焦点——她的脸。连点儿余光，也没赏赐给我。我那笑模笑样，算是白作出了。像一个蹩脚的“二传手”，移传不到位。 　　我撇下她，识趣地独自走了。从那一天起，我就认定政治部主任不是个好东西。来事实证明，我对人的看法还有准头。他终于因为道德败坏，被开除了军籍、党籍，撤消了一切干部职务，“发配”到我的老连队，成了名符其实的“二劳改”。 　　这个“不是好东西”的人，在当时，还没有充分的证据被公认为“坏东西”，因此也就还完全操纵着我这个小小报道员的命运。 　　不久，团机关开始“精简机构”。政治部所属干部、组织、宣传三个股要精简掉二十二分之一。我是一。 　　宣传股长觉得有些对不住我，安慰我：“你到机械连吧，能学点技术。以后，找个机会，我再把你抽上来。”我没到机械连去。 　　我那时年少气盛。一种对政治部主任，对木材加工厂连长和指导员的挑战情绪，促使我要求到木材加工厂去。这样的要求当然不会遭到拒绝。 　　在木材加工厂的连部里，连长坐在椅子上，撩起眼皮看了我一眼，慢条斯理地说：“你自愿来到木材加工厂，我当然很欢迎。在哪里跌倒，在哪里爬起来嘛！可我们这儿没轻活啊！” 　　他分明对我落到这种地步很高兴。 　　我问：“什么活最累？” 　　他说：“抬大木。” 　　我说：“我抬大木。” 　　他说：“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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