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间(379)_梁晓声

三七九

　　晓光说：“就是！所以，你妈属于终身佛级别。都是佛，她现在肯定常和楠楠在一起。咱们的亲人中出了两位佛，多大的幸事，佛祖多看得起咱们，你更不应该伤心了呀。”

　　秉昆也说：“你不是自己都认为，你妈是观音菩萨的化身吗？你忘了你对我讲过，她对小野猫小野狗都特别爱护吗？”

　　郑娟终于说：“行，我不伤心啦。”

　　秉义却起身默默走开了。

　　冬梅发现他表情不对，起身跟着他走入了卧室。

　　秉义进了卧室，往床边一坐，双手捂脸，低声哭开了。

　　冬梅问：“你这演的又是哪一出啊？”

　　秉义说，他也想自己的父母了。

　　冬梅说：“郑娟想她妈和楠楠，你想你自己父母，那我也想我父母！咱们这个三十儿晚上就人人伤心，把它过成个集体的亲人追思会呗！”

　　秉义说：“你的父母与我们的父母不一样，你的父母没像我们的父母那么受罪，我们的父母一生过的都是苦日子。”

　　冬梅不爱听了，反驳道：“你敢说我父母没受过罪？他们革命年代过的那种艰苦生活，不比你父母过的穷日子苦？他们出生入死，你父母经历过吗？他们‘文革’中的悲惨遭遇，搁你父母身上，那还未必承受得了呢！从‘文革’一开始，我就见不着父母，我自己也成了狗崽子。等‘文革’结束，我只有妈没有爸了，我……我……”

　　她也赌气往床边一坐，掉起眼泪来。

　　秉义意识到了自己的话十分不妥，赶紧赔礼道歉，过来哄妻子别伤心。

　　而晓光在客厅高声喊道：“哥，嫂子，该弄年夜饭了，我下厨了啊！”

　　虽然发生了两段影响气氛的小插曲，但亲人们比以往任何一年的任何一次相聚都快乐。

　　这是一次欢欢喜喜的相聚，他们都觉得挺幸福。他们的幸福感，与知识、学历有一定关系——在他们中，四人接受过高等教育，秉义和周蓉还曾是北大学子。如果再算上周玥，周家亲人中有五人受过高等教育。

　　在他们中，有一人受益于文艺，那就是蔡晓光。虽然并无多少值得骄傲的成就可言，与那些成为文艺大腕日进斗金、财源滚滚的春风得意不能同日而语，但他确实沾了文艺特别是主旋律不少光。

　　在他们中，有一人成了正厅级的副市长。他努力做一位好官，但是，经由他不显山不露水的暗中操作，弟弟一家还是得了不少好处。否则，周秉昆家不会在新区分到令人羡慕的一套带门面的住房，周聪也不会进入报社成为记者。

　　在他们中，还有周玥那样嫁给老板，成为其第二任妻子的“七〇后”。

　　是的，知识、学历、机会、权力、个人对人生的设计都不同程度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但最重要的因素乃是时代的发展变迁，是国家的改革开放。

　　否则，便没有什么民办或私立学校。周蓉回国后，就不可能做私立学校的教师，进而成为副校长，她退休后的境况如何也就很难说。

　　否则，就没有所谓私企，就没有什么私企老板。周玥回国后一旦进不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或国企，就将长期面临失业，嫁给一位私企老板更是天方夜谭。

　　否则，电影电视剧的民间投资也将是纸上谈兵，不可想象。单靠政府全额投资，任何一位省会城市的导演吃“主旋律”这碗饭都不会长久，蔡晓光更不可能多年以来如鱼得水，甚至也算名利双收。

　　如果蔡晓光自己的人生都相当落魄惨淡，加上今天有工作明天没工作的周蓉母女俩的拖累，他们一家三口的生活境况肯定是愁眉不展。蔡晓光与周蓉之间的夫妻关系，断不会像现在这般鱼水同欢，卿卿我我。蔡晓光与周玥之间的养父女关系也肯定是相互嫌弃怨怼，甚至早“散伙”了。

　　如果没有这个重要因素，也就不会有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房地产公司，周秉义负责的城市改造、招商引资只能是空话，他要为百姓做好事、实事的夙愿也将是一厢情愿的梦想。他必然会抱憾终生地退休，断无什么令官场和民间都刮目相看的政绩可言。光字片与另外几处危房区自然还是城市疮疤似的存在，弟弟周秉昆一家仍将糟心无望地生活在光字片，让他去一次心情不好一次。

　　如果周蓉和周秉昆两家的生活都是马尾穿豆腐——提不起来，作为哥哥的周秉义分到了好住房，肯定也会住得内心不安，也肯定没有心思与妻子出境旅游。三十儿晚上，他也不会有心情把周家亲人们召集到自己家里来。即使召集了，他们也来了，气氛怎样也只能另说。光明也肯定不会发来那样的短信，即使发来也不会带给他们多少愉快。甚至恰恰相反，还会让他们产生心理逆反。郑娟一哭，更不是那么容易哄好，家里的气氛肯定很压抑。

　　归根结底，大多数人的生活绝非个人之力所能改变，也并不是个人愿望所能左右。不可不承认，国家、社会、时代的因素尤显重要。

　　世界上每个国家大多数人们的命运，概莫如此。

　　而在中国，时代的转型颠覆了许多人习以为常的生活，给了他们踏上不同生活道路的可能。周家的亲人们就是这样。

　　时代的转型曾使周秉昆的人生陷于困厄，却也拯救了他的姐姐、姐夫和外甥女。

　　这些亲人之中，周蓉、蔡晓光和周玥靠着各自的知识，还有抓住机遇、顺势而为的灵活性，不同程度地成为发展自己获益于时代的转型者。周秉义、郝冬梅二人靠着各自的知识，还有权力的影响，成为手捧金饭碗银饭碗的国家厅局级、处级干部，拥有了极大的话语权。周聪借助大伯的提携，还有个人努力，也成为谈吐不凡、衣着光鲜的报社记者。八个亲人中，只有周秉昆、郑娟两口子直接感受到时代转型的巨大压力。郑娟还另当别论，因为她只是在周秉昆入狱的那十二年里走出家门工作过，并且由于曲老太太出面帮助，工作顺利解决。她的主要身份还是家庭妇女，所感受到的时代转型压力，主要间接来自于周秉昆。

　　那么，就算她也是感受到时代转型压力的人吧。八个亲人中，也只不过是二比六。

　　二比六是不可以按照数学法则，直接化简为一比三的。两个人分担同等压力是压力的减法，六个人帮两个人却比三个人帮一个人要轻松许多。实际上，周玥也偷偷塞给过郑娟几次钱。她把自己法国勤工俭学挣的钱换成了人民币，转给了小舅和舅妈，免除他们“双保”缴费的烦恼。

　　周秉昆并不多么缺钱，往往急需用钱时，姐姐姐夫或者哥哥嫂子多少总会接济他一些。

　　甚至可以说，他是穷人堆里的幸运儿，不像肖国庆和孙赶超两家那样，他们常常陷于孤苦无援的绝境。甚至还有更糟的，如果他们的亲人中出息了一两个人，背后却有三五个甚至更多的人需要帮扶。

　　那种以少帮多接近于拯救的帮助，对于拯救者就是特别吃力的亲情责任。如果拯救者是周秉义那样级别的官员，曾经当过军工大厂党委书记、全省第二大城市市委书记、省会城市的副市长，负责过军工大厂的合资转型；在担任市委书记期间扶植过多家纳税大户的民营企业，在省会城市轰轰烈烈地招商引资、负责大面积棚户区拆迁和危房改造，并且不像周秉义那样稍稍动用权力帮助亲人便惴惴不安、自责不己的话，情况就完全不同，那就完全用“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来形容，也是恰如其分。

　　二〇一三年大年三十儿晚上，在退休的正厅级副市长周秉义那宽敞的家里，他与亲人们的聚会，并不具有普遍意义。

　　A市许多巴望着拆迁的危房区人家，气氛截然不同。

　　一个事实却是，从前的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周志刚，从他上班那一天起，就经常梦想着率领建筑队的工友们在光字片为穷人盖起一幢幢楼房。结果，干了一辈子建筑的他，直到离世也没有住过楼房。他的长子年近六十时开始实现他的梦想，退休前终于超额实现了，除了抹掉他既熟悉又厌恶的光字片，还抹掉了情形与光字片差不多的几处危房区。如果泉下有知，他肯定会特别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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