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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七九


  晓光说:“就是!所以,你妈属于终身佛级别。都是佛,她现在肯定常和楠楠在一起。咱们的亲人中出了两位佛,多大的幸事,佛祖多看得起咱们,你更不应该伤心了呀。”

  秉昆也说:“你不是自己都认为,你妈是观音菩萨的化身吗?你忘了你对我讲过,她对小野猫小野狗都特别爱护吗?”

  郑娟终于说:“行,我不伤心啦。”

  秉义却起身默默走开了。

  冬梅发现他表情不对,起身跟着他走入了卧室。

  秉义进了卧室,往床边一坐,双手捂脸,低声哭开了。

  冬梅问:“你这演的又是哪一出啊?”

  秉义说,他也想自己的父母了。

  冬梅说:“郑娟想她妈和楠楠,你想你自己父母,那我也想我父母!咱们这个三十儿晚上就人人伤心,把它过成个集体的亲人追思会呗!”

  秉义说:“你的父母与我们的父母不一样,你的父母没像我们的父母那么受罪,我们的父母一生过的都是苦日子。”

  冬梅不爱听了,反驳道:“你敢说我父母没受过罪?他们革命年代过的那种艰苦生活,不比你父母过的穷日子苦?他们出生入死,你父母经历过吗?他们‘文革’中的悲惨遭遇,搁你父母身上,那还未必承受得了呢!从‘文革’一开始,我就见不着父母,我自己也成了狗崽子。等‘文革’结束,我只有妈没有爸了,我……我……”

  她也赌气往床边一坐,掉起眼泪来。

  秉义意识到了自己的话十分不妥,赶紧赔礼道歉,过来哄妻子别伤心。

  而晓光在客厅高声喊道:“哥,嫂子,该弄年夜饭了,我下厨了啊!”

  虽然发生了两段影响气氛的小插曲,但亲人们比以往任何一年的任何一次相聚都快乐。

  这是一次欢欢喜喜的相聚,他们都觉得挺幸福。他们的幸福感,与知识、学历有一定关系——在他们中,四人接受过高等教育,秉义和周蓉还曾是北大学子。如果再算上周玥,周家亲人中有五人受过高等教育。

  在他们中,有一人受益于文艺,那就是蔡晓光。虽然并无多少值得骄傲的成就可言,与那些成为文艺大腕日进斗金、财源滚滚的春风得意不能同日而语,但他确实沾了文艺特别是主旋律不少光。

  在他们中,有一人成了正厅级的副市长。他努力做一位好官,但是,经由他不显山不露水的暗中操作,弟弟一家还是得了不少好处。否则,周秉昆家不会在新区分到令人羡慕的一套带门面的住房,周聪也不会进入报社成为记者。

  在他们中,还有周玥那样嫁给老板,成为其第二任妻子的“七〇后”。

  是的,知识、学历、机会、权力、个人对人生的设计都不同程度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但最重要的因素乃是时代的发展变迁,是国家的改革开放。

  否则,便没有什么民办或私立学校。周蓉回国后,就不可能做私立学校的教师,进而成为副校长,她退休后的境况如何也就很难说。

  否则,就没有所谓私企,就没有什么私企老板。周玥回国后一旦进不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或国企,就将长期面临失业,嫁给一位私企老板更是天方夜谭。

  否则,电影电视剧的民间投资也将是纸上谈兵,不可想象。单靠政府全额投资,任何一位省会城市的导演吃“主旋律”这碗饭都不会长久,蔡晓光更不可能多年以来如鱼得水,甚至也算名利双收。

  如果蔡晓光自己的人生都相当落魄惨淡,加上今天有工作明天没工作的周蓉母女俩的拖累,他们一家三口的生活境况肯定是愁眉不展。蔡晓光与周蓉之间的夫妻关系,断不会像现在这般鱼水同欢,卿卿我我。蔡晓光与周玥之间的养父女关系也肯定是相互嫌弃怨怼,甚至早“散伙”了。

  如果没有这个重要因素,也就不会有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房地产公司,周秉义负责的城市改造、招商引资只能是空话,他要为百姓做好事、实事的夙愿也将是一厢情愿的梦想。他必然会抱憾终生地退休,断无什么令官场和民间都刮目相看的政绩可言。光字片与另外几处危房区自然还是城市疮疤似的存在,弟弟周秉昆一家仍将糟心无望地生活在光字片,让他去一次心情不好一次。

  如果周蓉和周秉昆两家的生活都是马尾穿豆腐——提不起来,作为哥哥的周秉义分到了好住房,肯定也会住得内心不安,也肯定没有心思与妻子出境旅游。三十儿晚上,他也不会有心情把周家亲人们召集到自己家里来。即使召集了,他们也来了,气氛怎样也只能另说。光明也肯定不会发来那样的短信,即使发来也不会带给他们多少愉快。甚至恰恰相反,还会让他们产生心理逆反。郑娟一哭,更不是那么容易哄好,家里的气氛肯定很压抑。

  归根结底,大多数人的生活绝非个人之力所能改变,也并不是个人愿望所能左右。不可不承认,国家、社会、时代的因素尤显重要。

  世界上每个国家大多数人们的命运,概莫如此。

  而在中国,时代的转型颠覆了许多人习以为常的生活,给了他们踏上不同生活道路的可能。周家的亲人们就是这样。

  时代的转型曾使周秉昆的人生陷于困厄,却也拯救了他的姐姐、姐夫和外甥女。

  这些亲人之中,周蓉、蔡晓光和周玥靠着各自的知识,还有抓住机遇、顺势而为的灵活性,不同程度地成为发展自己获益于时代的转型者。周秉义、郝冬梅二人靠着各自的知识,还有权力的影响,成为手捧金饭碗银饭碗的国家厅局级、处级干部,拥有了极大的话语权。周聪借助大伯的提携,还有个人努力,也成为谈吐不凡、衣着光鲜的报社记者。八个亲人中,只有周秉昆、郑娟两口子直接感受到时代转型的巨大压力。郑娟还另当别论,因为她只是在周秉昆入狱的那十二年里走出家门工作过,并且由于曲老太太出面帮助,工作顺利解决。她的主要身份还是家庭妇女,所感受到的时代转型压力,主要间接来自于周秉昆。

  那么,就算她也是感受到时代转型压力的人吧。八个亲人中,也只不过是二比六。

  二比六是不可以按照数学法则,直接化简为一比三的。两个人分担同等压力是压力的减法,六个人帮两个人却比三个人帮一个人要轻松许多。实际上,周玥也偷偷塞给过郑娟几次钱。她把自己法国勤工俭学挣的钱换成了人民币,转给了小舅和舅妈,免除他们“双保”缴费的烦恼。

  周秉昆并不多么缺钱,往往急需用钱时,姐姐姐夫或者哥哥嫂子多少总会接济他一些。

  甚至可以说,他是穷人堆里的幸运儿,不像肖国庆和孙赶超两家那样,他们常常陷于孤苦无援的绝境。甚至还有更糟的,如果他们的亲人中出息了一两个人,背后却有三五个甚至更多的人需要帮扶。

  那种以少帮多接近于拯救的帮助,对于拯救者就是特别吃力的亲情责任。如果拯救者是周秉义那样级别的官员,曾经当过军工大厂党委书记、全省第二大城市市委书记、省会城市的副市长,负责过军工大厂的合资转型;在担任市委书记期间扶植过多家纳税大户的民营企业,在省会城市轰轰烈烈地招商引资、负责大面积棚户区拆迁和危房改造,并且不像周秉义那样稍稍动用权力帮助亲人便惴惴不安、自责不己的话,情况就完全不同,那就完全用“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来形容,也是恰如其分。

  二〇一三年大年三十儿晚上,在退休的正厅级副市长周秉义那宽敞的家里,他与亲人们的聚会,并不具有普遍意义。

  A市许多巴望着拆迁的危房区人家,气氛截然不同。

  一个事实却是,从前的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周志刚,从他上班那一天起,就经常梦想着率领建筑队的工友们在光字片为穷人盖起一幢幢楼房。结果,干了一辈子建筑的他,直到离世也没有住过楼房。他的长子年近六十时开始实现他的梦想,退休前终于超额实现了,除了抹掉他既熟悉又厌恶的光字片,还抹掉了情形与光字片差不多的几处危房区。如果泉下有知,他肯定会特别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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