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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七二


  趁着光字片大拆迁的机会,周秉义将弟弟周秉昆一家的生活安排得比较稳妥了,最大的一桩心事从此消除。有时他会因为公权私用内心不安,转而一想,那事是完全可以摆到桌面上的,也就并不自责了。弟弟家拆迁之前事实上有一处门面,拆迁时当然要给一处门面。弟弟家事实上有两间住屋,拆迁后当然不能只给一间。作为新区的第一户居民,弟弟一家当然也有权利享受优惠政策——无非就是随便选户型,面积大出十几平方米。是的,这一切确实都可以摆到桌面上来理直气壮地说。但是,如果不是他在拆迁之前敦促弟弟将小院拆了,扩充为门面,如果不是他敦促弟弟成为新区的第一户居民,而弟弟只是后来随大溜的拆迁户之一,弟弟家的情况就不会像现在这么理想了。

  实际上,周秉昆家成了所有光字片拆迁户中最令人羡慕的一户,得到了最大的实惠。

  一次,秉义对冬梅说:“秉昆一家的生活改善了,我再也没有什么亲情责任债压在身上了,感觉整个人的生活轻松多了。”

  冬梅说:“你以前不讲我也知道,秉昆一家生活在光字片那样的地方,那样的房子里,一直是你的一块心病。现在你的感觉好了,我的感觉也好了。”

  周秉义却又说:“其实,我的感觉也不是太好。”

  冬梅追问:“为什么?”

  “权力真是个法宝。有权力的人如果想利用它为自己或亲人谋私利的话,只要稍稍动动脑筋,就可以相当顺利地心想事成,波澜不惊地达到目的,而且还可以做得合情合理,摆在桌面上说也会让别人无可指责。权力太厉害了,难怪那么多人想当官。”

  冬梅听出秉义心里还是有几分自责难以彻底消除,劝道:“你别自己给自己头上戴顶以权谋私的帽子,行吗?”

  秉义轻声叹道:“一件秉昆的事,一件周聪的事,那就是两个小小的污点,想抹也抹不掉的。”

  冬梅大声说:“是又怎么了?你周秉义的从政经历就不能有两个小小的污点了吗?你就是自己手持大喇叭走街串巷嚷嚷,像‘文革’中的‘黑五类’那样喊‘我有罪!我该死’,那也不会有谁把你那两个小污点当回事,反而会把你当成疯子!”

  秉义苦笑道:“很可能,但以前对以权谋私、贪污受贿,我大会小会上都是严厉谴责的,以后没那种底气了。”

  冬梅嘲讽道:“非要我提醒吗?忘了你已经退休了?大会小会和你没什么关系了。你那两个小污点算屁事啊!他妈的某些高官大员,简直就把自己管辖的领域当成了自家开的公司,将老百姓用血汗积累的国家财富据为已有,没有半点儿良心不安。你在老婆面前自作多情地忏悔个什么劲儿?老实说,你不把秉昆和周聪那两件事办好,不利用权力帮帮肖国庆和孙赶超家,连我都不答应!至于其他,爱他妈怎么样就怎么样!是你这种忧国忧民的小人物解救得了吗?你与世隔绝了吗?对那些让老百姓恨得咬牙切齿的事一点儿不知晓吗?非要我讲几件给你听听吗?”

  郝冬梅退休前从不说一句对社会现实不满的话。不论在什么场合,别人一说,她起身便走。退休之后她变了,不但极其关注,而且也经常说,还常飙脏话。当然,她还是有分寸,只在家中说说,骂给周秉义听听。同学或同事聚会时如果有人说,她仍闭口不言,也能安安静静坐着听了。一回到家里,她照例会讲给秉义听,讲时照例骂脏话。

  秉义很理解她的愤慨。毕竟,“新中国”三个字与她父母出生入死的革命经历紧密相关,她认为腐败是往自己父母的经历上抹黑。她最痛恨的,是某些“红二代”“红三代”利用老一辈的名望和影响力脚踩官商两只船,为聚敛家族财富不择手段、巧取豪夺,她难以容忍他们往先辈身上抹黑的行径。

  秉义怕她又骂起来,赶紧阻止道:“别讲别讲,我在中纪委待过,有些情况比你知道得更多更翔实。”

  冬梅平定了一下情绪,又说:“那好,说两件咱们自己的事。第一,市里还欠你一套房子。咱们现在住的是学校分给我这个处级干部的房子,市里还欠你一套厅级干部的房子呢。你别不当回事,要催。”

  秉义说:“听你的,我一定催他们办。市里的房子一下来,咱们就把学校这套房子退了。”

  “你看你,又多此一举。学校是否要求我退,与市里一点儿关系没有,市里管不着我们省属高校。如果没人说必须退,不许你自己提!他妈的那些王八蛋兔崽子都到国外置豪宅去了,我不退一套分给我的房子怎么了?你当正厅级干部二十多年,他们晚分给你房子了又该怎么说?”

  当年,社会上一些官员的贪污腐败、官商勾结让人愤慨,作为“红二代”的郝冬梅更是义愤。

  秉义怕她又骂,再次阻止道:“冬梅,别说了,我完全照你的指示办,行了吧?”

  即便在落魄年代也不失淑女范儿的郝冬梅,退休后简直判若两人,她愤世嫉俗,动辄骂娘。周秉义并不那么容易适应,一时的好情绪常常被破坏得一干二净。实际上,他也有满肚子委屈,也经常想骂娘——自己谨小慎微、辛辛苦苦工作三十多年,一心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党在周围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高大起来,却又哪里抵得过层出不穷的贪官污吏的负面影响呢?这种气馁的话,他无处可说,只能长期闷在心里,甚至终日郁郁寡欢。

  冬梅讲的第二件事,终于让他脸上出现了一丝喜色。她说,她想陪秉义出去走走。这是她长期以来的夙愿,到了该行动的时候了。

  秉义也高兴地说:“对,对,为什么不呢?我也常有这种想法!”

  于是,夫妻二人共同拟定计划——先去港澳台,再去“新马泰”,继而去日本和韩国,最后去一趟欧洲。那时已是七月,他们要让二〇一二年下半年成为二人的浪漫时光。

  夫妻二人准备就绪,即将起程的前三天,组织部门来人,说根据各方面的多次建议,组织上推荐他担任省人大代表,继续发挥余热。

  秉义说:“那得选。我负责过三次重大拆迁项目,肯定会招来不少人的怨恨。选不上我不在乎,但组织影响不好。谢谢组织的厚爱,还是免了吧。”

  组织部门的同志说:“这你尽管放心,还是要相信组织。组织推荐的人选,没有当不上的道理。”

  郝冬梅从旁插话说:“老周身体已经很差,他说的意思就是请组织体恤。他不好那么说,我替他直说,拜托各位领导如实转达他的意见。”

  她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人家只能告辞。

  送走客人回到家里后,秉义说:“你说得对,帮了我的大忙,我才不给那些人在我的名字下画×的机会。”

  冬梅说:“就是!从此以后你的时间都属于我。”

  三天后,夫妻二人动身去往港澳台了。

  他们从台湾归来后没几天,组织上又来人,这次谈的是希望周秉义成为省政协委员的事——第一年是委员,第二年是常委兼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组织部门的同志说:“当委员就不必选了,只要你同意就行。”

  周秉义不知说什么好,求助地看着妻子。

  郝冬梅说:“老周出去旅游这一次累着了,身体更差,革命意志衰退。我也是普通干部,我认为鉴于他的身体状况,在政协继续发挥余热的资格也没有,请组织上物色他人吧。”

  秉义便做出情绪低落的样子,随声附和说:“请组织上体恤,请组织另做安排。”

  组织部门的人走后,冬梅问:“我的话是不是过了?”

  周秉义苦笑道:“过是过了点儿,已经那么说了,就别后悔,反正目的达到了。”

  旅游归来的周秉义气色不错,饭量大了。拍片显示,他那由手术接出的替代胃已初步成形,状态良好,估计以后基本能起到正常胃的功能,各方面化验结果也让医生满意。医生满意,他们两口子自然就放心多了。医生对他们的旅游计划持赞成态度,说只要别累着,绝对有益无害。有冬梅一路呵护照料,秉义怎么会累着呢。正是因为怕他累着,冬梅坚持不随旅游团出去。他们所到之处都有她的同学、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往往住在对方家中,并由对方做向导,对方竟然都兴高采烈,乐此不疲。在港澳台的基本上是她的大学同学、本校同事或外校同行,也有她那一所高校的历届毕业生。她是让他们怀想的人,见了面都格外亲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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