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间(280)_梁晓声

二八〇

　　一位风姿绰约的妙龄女郎进门后，见他穿着睡衣坐在沙发上，汗毛浓密黑粗的两条裸腿高高跷起，悬空的那只脚挑着拖鞋晃来晃去，面试似的从上到下反复打量着人家。

　　女郎笑盈盈地说：“老板，咱们得谈好价。我们一向先收钱，后服务。”

　　他认真地说：“三万。一口价，少一分都不行。带那么多钱了吗？”

　　女郎愣了半天，懵懵懂懂地问：“老板有没有搞错啊？咱俩到底该谁给谁钱啊？”

　　他冷冷地说：“是你搞错了吧，小姐？我是导演，艺术家！哪个女的随便就配跟我上床吗？当然得你给我钱！我今天心情好，三万是打折价！”

　　女郎那张粉脸红了，接着白了，青了。

　　他又说：“估计你没带那么多钱，给你个全乎脸，再打几折，两万吧，谁叫我今天心情好呢！”

　　女郎转身便逃，仓皇之下撞到了门。

　　待门关上，小刘从卫生间出来，笑得扑倒在床。

　　蔡晓光也不动身，吸着烟，叹道：“身材好，容貌好，外形条件那么好的一个女孩子，不难找到份工作啊，为什么非走这条道呢？如果是在其他场合见到了她，我真想拍戏时用用她，给她一次日后可能成为演员的机会……”

　　后来这事从小刘口中传开了，越传越广，他的知名度又多了一层“另类”色彩。惯于拈花惹草的男人都感到自愧弗如，君子型的男人觉得他“君子好色，好而有格”，对他的一些绯闻反而更宽容了。有些女人对他更产生了极大好奇，求人介绍要与他认识，企图试试自己的“色”在他眼中够格不够格。当然，那些女人都非草根阶层的女性，后者不可能对他那样一个男人产生什么好奇心。对他好奇的女人，都是本市一些生活优裕、没有什么经济负担的女性。她们与正在集体经受阵痛的下岗工人不同，她们追求现代和前卫。她们中喜欢冒险的人，甚至密探似的跟踪过他，在不被发觉的前提下尽可能近距离地观察他，收集资料研究。那些日子，他桃花运“稠”，一些女性视他为“金龟婿”意中人，车轮战般骚扰，甚至其中还有精神病患者，他只好让“死党”们左抵右挡。一个既能吸金又有艺名的当红导演，一表人才、相貌堂堂、思想成熟且不乏情色定力的单身中年男士，成为“现代派”老少女性们“围猎”的目标，实在不足为奇。

　　当时《廊桥遗梦》刚从美国翻译进来，十几万字的小说风靡大江南北，让许多生活优越起来的文艺女性陷于“廊桥式幻想”——想象自己是中国的弗朗西丝卡，而蔡晓光是一位本市的罗伯特·金凯。他身上有着法国雅皮士、英国绅士与中国“袍哥”相混合的一种男人风格，而且比老美的罗伯特善于吸金。总而言之，他的名字令她们着迷。

　　那些日子，蔡晓光的色欲表现相当不错，简直说得上卓越。他并没飘飘然起来，并没忘乎所以来者不拒顺势而上。他表现得很有定力，很有自知之明。他谦虚又冷静地说：“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我不过是地上的一条虫’，有幸沾了主旋律的光。”

　　关于“虫”的话，出自雨果的小说《悲惨世界》米里哀主教那仁者之口。由现实生活中的一位“绝导”口中说出，他的“死党”们皆闻之肃然。他都是“蔡绝主”了，还自视为一条虫，他们当然更是更渺小低等的虫而已了！于是一个时期内，他们人人自称“一条虫”，有人甚至将“我是一条虫”五个字赫然印到了名片上。

　　但是，“虫子”太多了，肯定也使工作受到负面影响。

　　也有这种情况，“蔡绝主”向人郑重介绍自己的主创人员时，他们却一个个一本正经地说：

　　“不敢当，我不过是地上的一条虫。”

　　“我也是一条虫。”

　　“那我更是了。”

　　“我现在还是一条丑陋的毛毛虫，争取能变成美丽的蝴蝶。”

　　如果都是泛泛而谈，客气几句，那还罢了，别人也就只当他们开玩笑，觉得他们都挺幽默可爱。问题是，他们都说得极虔诚，一边谦恭地与人握手，一边虔诚之至地那么说，搞得别人一头雾水，认为他们行为古怪，难以理解。

　　有一次，某领导探班，与他们一一亲切握手时，他们也纷纷那么说。领导听第一句时没太在意，只是笑了笑；听第二句时，表情困惑了；听第三句时，脸红了，居然也说：“我也是一条虫，为人民服务的虫，益虫。大家都是虫，彼此彼此，都是都是。”

　　陪同介绍的蔡晓光也脸红了，向剧组中还没那么说的人使眼色，希望能制止。那几个人却误解了他意思，说得更带劲儿。

　　领导告别时，单独问蔡晓光；“你那些同事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意见啊？”

　　蔡晓光说：“没有啊，他们对领导的关怀很感激。”

　　领导疑惑地问：“那他们与我握手时为什么说那种话？”

　　蔡晓光赶忙解释：“也许是因为我经常敲打他们，提醒他们始终要低调做人，夹紧尾巴做人，戒骄戒躁，有了点儿成绩千万别张狂，别自傲。我同样经常用‘我是一条虫’来敲打自己的。”

　　他用领导爱听的话遮掩过去了。

　　领导想了想，只好说：“你们能那样，很好。‘我是一条虫’，这话也很好，很形象，只有你们搞艺术的人才能想得出来。”

　　不久，高坐主席台上的那位领导也对台下众多基层干部说：“同志们，我只不过是一条虫，即使做出了点儿政绩，也只不过是一条为人民服务的益虫应该做的，好比蚯蚓……”

　　结果，“我是一条虫”在基层干部中一时成了时髦的说法，又不久，成了知识分子喜欢的说法。大学的讲台上，经常能听到教授们说自己是一条虫。甚至，小学生的作文中还出现了“我是一条虫”这样的题目。

　　蔡晓光专门召集同事开了一次会。他说：“也许咱们开了一个不好的头……”

　　老摄影说：“我认为不是咱们开了一个不好的头，是领导。咱们加一块儿的影响也没有领导一个人的影响大，领导就不该在基层干部会上那么说。”

　　蔡晓光说：“以前，我从没听到任何一位领导说自己是一条虫。大小是领导，就不会再认为自己是一条虫了。总之，是咱们不小心让领导学了一句不该学不该公开说的话。领导都是龙，大龙小龙的区别而已。现在许多人都说自己是条虫，咱们以后就不说了吧。咱们是条虫，心里有数就行，没必要像给自己做广告似的，见了陌生人就那么声明。”

　　后来，他们果然就都不说“我是一条虫”了。

　　再后来，市里发生了一次重大火灾，街谈巷议了挺长时间。群众注意力都转移了，“我是一条虫”的说法才渐渐从人们的意识中淡去。

　　他们大多数人没读过小说《悲惨世界》，也不知道什么米里哀主教。他们认为，“我是一条虫”这句挺有禅味的话是蔡晓光对自己的看法，认为他是一个活得明白到家了的人。这使他的好口碑又上升了，也使某些女性对他的幻想越发不可收拾。那一段时间，“蔡绝主”虽能定力强大地保持方寸不乱，却毕竟不堪色扰。电视剧甫一杀青，他便到乡下躲避桃花运的包抄围剿。那些日子里将他成功拿下的，便是市立二院的“护士长同志”。

　　“蔡绝主”患了严重颈椎病，致使全身哪儿都痛，每天坐也不舒服站也不舒服躺也不舒服。他首先想到能为自己去除病痛的人是郑光明，就是郑娟那出了家的弟弟萤心和尚。萤心是周秉昆的妻弟，他是周秉昆的姐夫，当然他与萤心也是亲戚关系，他认为萤心肯定会带着特殊感情为他去病。而且，一闲下来，他也有愿望向萤心请教佛教知识。几名“死党”陪他去了北普陀寺，但见萤心的按摩房外排了许多人，多是底层百姓。不收费，有耐心，有爱心，手法高明，并且与佛相近，前往的人自然纷至沓来，络绎不绝。有的病人甚至远道而来，被亲人搀扶着，或坐在手推车上。

　　助理小刘说：“我去告诉他你来了，咱们加个塞儿吧。”

　　蔡晓光说：“不可，别打扰他了，咱们也别与老百姓争这份佛家的福祉了。”

　　他也出家人般双手合十，朝那按摩房拜了三拜，连称善哉善哉。

　　之后，他就与同事们下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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