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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三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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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蓉说：“经常听到，就是在买方和卖方之间充当牵线搭桥的人，像媒婆介绍对象那样，从中获得经济提成。” 汪尔淼叹道：“眼下东北地区工业生产形势严峻，大批工人面临失业，又出现了什么官倒，还大有蔓延之势，似乎为官不‘倒’就是傻了。人们现在满脑子想的不是‘拼缝’，就是‘扎条子’。‘扎条子’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周蓉说：“就是施展各种手段诱使掌握实权的人批条子搞到稀缺物资或商品，倒买倒卖，从中渔利。如果图省事，批条子本身也可以倒卖。” “一些大学教师也在教研室里守着电话一通接一通地打，一心想要捞到点什么……这样下去要出事啊……”汪尔淼说。 周蓉说：“我也有这种担心。” 师母在吊铺上轻轻嘘了一声，朝下轻语：“女儿睡啦，你俩小声点儿。” 周蓉说：“老师，我陪您出去吸支烟。” 于是，她一手托烟灰缸，一手挽着导师出了门。 在走廊里，周蓉向老师要了支烟，也吞云吐雾起来。 汪尔淼说：“不谈那些了。谈谈第二件事，咱俩出国的事。我决定不去了，你自己去吧。” 周蓉听罢急了，从接到法方的邀请函到将签证办下来，已经大费周章，基本上都是她一个人跑下来的，付出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好在省外事办有专人代办公费出国人员的护照，否则她和导师还必须亲自去一次北京呢。为了及时拿到护照，周蓉背着导师向省外事办的同志送了礼。法国是她特别向往的国家，能与导师以学者身份去一次更令她高兴。 她再三询问，汪尔淼才说出了他的想法——目前东三省的财政尤其吃紧，许多企业发工资都困难，知识分子不能只在乎自己，为国家省点钱吧。 汪尔淼这么说是有原因的，法方的邀请并非国家行为，而是几所大学文化社团的民间行为。他们资金并不充足，邀请函上写得明白——只负责报销去程的机票以及会议期间的食宿和参观费用，回程机票由与会者自理。 周蓉说：“咱俩买回程机票的钱都申请好了呀，领导们也都认为对学校是一件好事啊！” 汪尔淼说：“是啊，他们确实一直都那么认为，但我自己心理上有障碍。” “您心理上的障碍完全没有必要哩！好比在饥饿的年代领导人不吃红烧肉了，对挨饿的老百姓有什么实际意义呢？”周蓉快急哭了。 汪尔淼说：“是没什么实际意义。可人是很奇怪的动物啊，对某事心理上一起障碍，就会产生排斥感。周蓉啊，我决心已下，不变了。我绝对支持你去，你们年轻同志应该多出国交流。中午我通知学校了，可能批准你前去参加研讨会的传真已发往法国了。” 周蓉二话不说，拔腿就往楼下跑。她知道，外国人办事一向很认真，如果最后的传真上写的是张三结果去的却是李四，人家也许会拒不接待的。 她一口气跑到学校外事办。还好，传真并没有发出。 她要过传真稿，也没细看，掏出笔就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汪尔淼的名字。 外事办的同志说：“得，你这一改，又得重打一份。” 她说：“那就麻烦你们重打一份。” 外事办的同志问：“改成你导师去，他同意了吗？” 周蓉说：“我从他家来的，已经说服他了。” 外事办的同志说：“其实没人对你们师生俩都去有什么意见，完全是他自己想得太多了。” 周蓉说：“是啊，他就是那么一个人。” 一九八八年初，在这一所省重点大学里，还没有多少台电脑。绝大多数师生对电脑还没有概念，打印之事仍由打字室完成。周蓉怕外事办的同志阴差阳错办砸了，亲自跑去请打字员重打了一份传真稿。 她拿着重打出的传真稿再回到外事办时，汪尔淼己坐在那里了。 他说：“周蓉啊，你怎么不听老师的话了呢？” 周蓉说：“该听的听，不该听的不听。这件事上，您不能只顾及个人感受，根本不考虑我的感受。” 外事办的同志倒很理解她的心情，帮她劝汪尔淼，说如果你们师生只去一个人，当然还是教授去好，学校更有面子哩！ 汪尔淼看着周蓉说：“听，又成了面子问题。” 周蓉说：“有的面子，该讲还是得讲。” 因为外事办的同志站在自己一边，周蓉觉得理直气壮，也不管得体不得体，拉开抽屉，找出公章，啪地盖在了传真稿上。 外事办的同志看着她笑，还向汪尔淼夸她：“你弟子对你多好，你当导师的偷着乐吧！” 外事办的同志又问周蓉：“就这么发？” 周蓉说：“发！他们那边二十四小时接收。” 汪尔淼起身欲阻止，被周蓉推到了门外，她把门从里边锁上了。 传真纸走着时，外事办的同志又夸道：“周蓉你太可爱了！为了到底最后谁出国，不少人争得闹翻了脸。” 周蓉说：“人家法方是冲着发表在外刊上的文章邀请的，那文章虽然署着我和导师两个人的名字，但主要是导师的学术研究成果，我只不过是整理者和法文译者，只去一个人当然应该由导师去！” 两人谈得高兴，在周蓉请求下，外事办的同志竟同意她将买往返机票的钱也代领了。 周蓉挽着汪尔淼回家时，他脸上闪着泪光。 周蓉笑道：“您还至于被我气哭了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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