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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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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人家不是写不好楷书，八十四五岁了，手发抖了。当然你说得也对，普遍认为他的行书草书比楷书更好。冬梅爸爸愿意家里挂楷书，看着眼不乱，所以人家才写的楷书。再送一幅来，是表达怀念的意思。冬梅她爸当年给人家解决了住房问题，人家心里一直不忘。他孙子说，老人家写完这幅字后，再谁求也不动笔了。我还想听你谈谈字义。” 秉义乖巧地说：“我没想好。妈问我，肯定已经想成熟了。妈的看法对我会是一种启发。” 秉义叫丈母娘“妈”时，比叫亲妈还亲，老太太听得很受用。她接着说：“好，你让妈先谈，那妈就抛砖引玉。老实讲，妈不是很喜欢那一类话，觉得矫情。即使发自内心，也还是会让妈觉得意思太大了，大得不着边际。话一大到那种程度，再由衷，意思也空了。什么叫‘为天地立心’呢？我文化水平低，左思右想还是不明白。万世是多少年呢？谁能在当代主宰得了一万年以后的世事呢？而且也不必非有人这样啊。别说一万年，一二百年以后的世界怎样，由后人去主宰就是了哩！‘为生民立命’，那就得勇做社会的改革派。如果改革不成，就非革命不可。改革也罢，革命也罢，都是很不容易的事，有时要豁出命去。即使把命都豁出去了，那也不见得就能成功。即使成功了，也许还费力不讨好。又难又有风险的事，要求人必须破釜沉舟义无反顾，哪还有精力有心思‘为往圣继绝学’呢？又是往圣，又是绝学，那就是要当大学问家呗！分散精力三心二意的，我看两件事都做不成。发自内心的大话和空话，那也还是大话和空话哩！妈是过来人，听大话空话听够了，所以不是太喜欢。当年冬梅她爸却很喜欢，我俩常因为这幅字抬杠。” 听了一席话，秉义顿时对丈母娘刮目相看，暗自钦佩。条幅上的四句话他当然特崇拜，曾如获至宝地往日记本上抄过。前边抄的是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后边写的便是张载的名言。那四句话也是他喜与人谈的，倘对方没听说过便颇为自得，觉得自己在人生境界上高人一等。丈母娘的话令他如酷暑中寒气，有种思想上被通体刮痧了一遍又痛又散火的感觉。他暗想，幸亏自己机灵了一下。如果先谈了，便有些尴尬了。 对于丈母娘的评论，秉义认为不无道理。他字斟句酌，沉思着说：“妈的见解很精辟，我受益匪浅。我认为，张载那四句话表达的是古代文人对人生价值的一种理想。理想嘛，免不了有浪漫色彩。他说的不是一名知识分子应该怎样，而是中国全体知识分子应该起到的社会作用。如果将‘为天地立心’理解为让世界上确立起平等、人道、正义的原则，那全世界古往今来的优秀知识分子们做得肯定不比政治家差，作用也大得多，影响长久得多。他也不是讲一名知识分子要把那四句话全做到了，正如妈指出的，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他讲的是每一类型的知识分子起码要从四个方面选择一个方面来做，并且要竭力做好。不论把哪一方面做好了，便不枉为知识分子了。不过，妈的话启发我想到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曾是一个诗的国度，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大多数同时是诗人，或特别喜欢诗的人，所以表达什么理想时就特别诗化。诗化就有浪漫色彩，太浪漫了容易成为大话空话。影响到近现代，就让中国成了一个口号大国。往细处分析一下，我们的许多口号有既大又空的特点。” 老太太频频点头道：“你的分析也让妈受益匪浅嘛。不是什么特点不特点，直接就是缺点毛病，比如……” 秉义笑道：“妈，咱就不举例了，越过去行不？” 老太太也笑了，和颜悦色地说：“行，听我女婿的。秉义啊，妈跟你讨论这个问题是另有深意的。” 秉义说：“我看出来了，请妈指教。” 他就向丈母娘俯过身去。老太太把一只手轻轻拍在他肩上，极其严肃地说：“你已经是副巡视员了，名牌大学毕业，年富力强，‘文革’中表现又好，以后还会进步的。现在我们党组织上一个突出问题是干部严重老化，青黄不接，文化偏低。我从文件中看到，十一届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三百六十六人中，有大学学历的才五十三人，省部级领导班子成员中有大学学历的才占百分之十八，初中学历以下的占百分之四十六。十二届中央委员的平均年龄比十一届还大，因为一些靠‘文革’捞取政治资本起家的人被清除，恢复工作的老干部又进来，所以平均年龄反而大了。” 秉义说：“我还没看到过这样的文件。” 老太太终于把手从秉义肩上收回，饮口茶，继续说：“你当时还在北大读书，当然看不到。那样一些文件副部级以上干部才看得到，你现在的级别还没资格看。妈告诉你，从各方面讲，你今后进步的空间都很大。我也没什么当干部的经验，只嘱咐你两条注意事项，你一定要往心里记。第一是说话问题。回想起来，我这一生说了许多言不由衷的话，假大空的话，连自己都说服不了。以后中国会不同，还那么说话太令入讨厌，这也会影响年轻干部进步。形势还是要紧跟，‘左’不好，‘右’更不好。要尽量以自己的语言来呼应形势。说得好，听起来就不怎么假了。即使还有点儿假，也能听得顺耳点儿。身为年轻干部，你如果连这种话都说不好，岂不白上北大了？第二是和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与人民大众要处得很亲，走得很近，越亲越近越好。与老干部的关系也要亲近，包括离退休老干部，见着了要格外热情尊敬，逢年过节要探望，以个人名义探望最能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别以为他们退了就没能量了，能量不小的。成事也许不足，败事太简单了。比如我，要是对哪位年轻干部不顺眼，一封短短的信就够他喝一壶的，进步的机会也许就错过了。当然我不会做那种事，我不会不等于所有老同志都不会。你千万要注意与知识分子保持距离。越是那种在社会上有名气的知识分子，越要敬而远之，不可与他们太亲近，更不可引以为友。他们政治上太没常性了，今天顺心就拥护什么，明天一不高兴又带头反对，总体上他们太难驾驭太难把握了。他们中许多人太危险，又难以预测，说不定什么时候自我引爆，引为朋友的干部就倒霉了，撇清关系不那么容易。你以为你划清界限了，可在组织看来仍是个事，你的前途不就断送了吗？所以，你当年那些是知青好友后来成了知识分子的人，包括大学同学、老师，都要尽量与他们减少往来，不往来了最好。你要保证自己的社会关系清清白白，绝无杂质。跟知识分子保持不当社会关系，致使不少干部吃了亏，这种历史教训值得记取。明白吗？” 秉义连忙点头说：“明白。可有一个人与我的关系太例外，我没法中断和她的亲密关系。” 老太太愣了一下，低声问：“什么人？” 秉义说：“我妹妹。” 老太太想了想，理解地说：“那当然得例外。冬梅说你妹夫还是北京的一位诗人，小有名气。已经是妹夫了，那也没法子。我听冬梅好几次谈到你妹妹，她俩关系挺亲近。对冬梅那没什么，她不是块当干部的料。你妹妹的女儿叫玥玥，与你父母生活在一起是吧？” 秉义说：“是。” 老太太说：“我有个想法，让玥玥住过来吧。楼上还闲着一间屋，闲着也是闲着。玥玥住过来了，能就近上好中学。听冬梅说她挺活泼，这里多了个活泼女孩，气氛也会生动些。她来了，我也有小友了，解放你，免得冬梅总发怨言，好不好？” 秉义说：“好。”当时，他还不知道妹妹与蔡晓光的事。 老太太又说：“那样，周蓉来看女儿时，我也能多影响影响她。有一个始终自觉与党保持一致的知识分子妹妹，坏事不就变成好事了吗？” 秉义说：“但愿如此。” 老太太说：“你要对我有信心，我影响知识分子还是有一套经验的。你下次回父母那边替我解释一下，我行动不便，司机也不太愿意把车往光字片那边开，怕卡在那边的小街里，进不了退不出。我没法去看他们，他们年纪也都不小了，同样不必来看我。亲家关系，彼此装在心里就行了。冬梅经常和你一块儿回去，就等于代表我了。这个意思，你一定要替我转达到了。” 秉义说：“妈，我记住了。” 晚饭桌上，老太太不无遗憾地对女婿说：“秉义，你如果是我儿子该多好！” 冬梅立刻跟了一句：“那可不好。” 老太太板起脸批评道：“别总跟你妈杠着说话行不？在这一点上，你要向秉义学习。怎么就不好了？” 冬梅也板起脸说道：“如果秉义成了你儿子，我不就没他这么一个丈夫了吗？” 老太太说：“他成了你哥不一样吗？” 冬梅说：“那会一样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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