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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〇


  她说:“人家不是写不好楷书,八十四五岁了,手发抖了。当然你说得也对,普遍认为他的行书草书比楷书更好。冬梅爸爸愿意家里挂楷书,看着眼不乱,所以人家才写的楷书。再送一幅来,是表达怀念的意思。冬梅她爸当年给人家解决了住房问题,人家心里一直不忘。他孙子说,老人家写完这幅字后,再谁求也不动笔了。我还想听你谈谈字义。”

  秉义乖巧地说:“我没想好。妈问我,肯定已经想成熟了。妈的看法对我会是一种启发。”

  秉义叫丈母娘“妈”时,比叫亲妈还亲,老太太听得很受用。她接着说:“好,你让妈先谈,那妈就抛砖引玉。老实讲,妈不是很喜欢那一类话,觉得矫情。即使发自内心,也还是会让妈觉得意思太大了,大得不着边际。话一大到那种程度,再由衷,意思也空了。什么叫‘为天地立心’呢?我文化水平低,左思右想还是不明白。万世是多少年呢?谁能在当代主宰得了一万年以后的世事呢?而且也不必非有人这样啊。别说一万年,一二百年以后的世界怎样,由后人去主宰就是了哩!‘为生民立命’,那就得勇做社会的改革派。如果改革不成,就非革命不可。改革也罢,革命也罢,都是很不容易的事,有时要豁出命去。即使把命都豁出去了,那也不见得就能成功。即使成功了,也许还费力不讨好。又难又有风险的事,要求人必须破釜沉舟义无反顾,哪还有精力有心思‘为往圣继绝学’呢?又是往圣,又是绝学,那就是要当大学问家呗!分散精力三心二意的,我看两件事都做不成。发自内心的大话和空话,那也还是大话和空话哩!妈是过来人,听大话空话听够了,所以不是太喜欢。当年冬梅她爸却很喜欢,我俩常因为这幅字抬杠。”

  听了一席话,秉义顿时对丈母娘刮目相看,暗自钦佩。条幅上的四句话他当然特崇拜,曾如获至宝地往日记本上抄过。前边抄的是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后边写的便是张载的名言。那四句话也是他喜与人谈的,倘对方没听说过便颇为自得,觉得自己在人生境界上高人一等。丈母娘的话令他如酷暑中寒气,有种思想上被通体刮痧了一遍又痛又散火的感觉。他暗想,幸亏自己机灵了一下。如果先谈了,便有些尴尬了。

  对于丈母娘的评论,秉义认为不无道理。他字斟句酌,沉思着说:“妈的见解很精辟,我受益匪浅。我认为,张载那四句话表达的是古代文人对人生价值的一种理想。理想嘛,免不了有浪漫色彩。他说的不是一名知识分子应该怎样,而是中国全体知识分子应该起到的社会作用。如果将‘为天地立心’理解为让世界上确立起平等、人道、正义的原则,那全世界古往今来的优秀知识分子们做得肯定不比政治家差,作用也大得多,影响长久得多。他也不是讲一名知识分子要把那四句话全做到了,正如妈指出的,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他讲的是每一类型的知识分子起码要从四个方面选择一个方面来做,并且要竭力做好。不论把哪一方面做好了,便不枉为知识分子了。不过,妈的话启发我想到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曾是一个诗的国度,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大多数同时是诗人,或特别喜欢诗的人,所以表达什么理想时就特别诗化。诗化就有浪漫色彩,太浪漫了容易成为大话空话。影响到近现代,就让中国成了一个口号大国。往细处分析一下,我们的许多口号有既大又空的特点。”

  老太太频频点头道:“你的分析也让妈受益匪浅嘛。不是什么特点不特点,直接就是缺点毛病,比如……”

  秉义笑道:“妈,咱就不举例了,越过去行不?”

  老太太也笑了,和颜悦色地说:“行,听我女婿的。秉义啊,妈跟你讨论这个问题是另有深意的。”

  秉义说:“我看出来了,请妈指教。”

  他就向丈母娘俯过身去。老太太把一只手轻轻拍在他肩上,极其严肃地说:“你已经是副巡视员了,名牌大学毕业,年富力强,‘文革’中表现又好,以后还会进步的。现在我们党组织上一个突出问题是干部严重老化,青黄不接,文化偏低。我从文件中看到,十一届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三百六十六人中,有大学学历的才五十三人,省部级领导班子成员中有大学学历的才占百分之十八,初中学历以下的占百分之四十六。十二届中央委员的平均年龄比十一届还大,因为一些靠‘文革’捞取政治资本起家的人被清除,恢复工作的老干部又进来,所以平均年龄反而大了。”

  秉义说:“我还没看到过这样的文件。”

  老太太终于把手从秉义肩上收回,饮口茶,继续说:“你当时还在北大读书,当然看不到。那样一些文件副部级以上干部才看得到,你现在的级别还没资格看。妈告诉你,从各方面讲,你今后进步的空间都很大。我也没什么当干部的经验,只嘱咐你两条注意事项,你一定要往心里记。第一是说话问题。回想起来,我这一生说了许多言不由衷的话,假大空的话,连自己都说服不了。以后中国会不同,还那么说话太令入讨厌,这也会影响年轻干部进步。形势还是要紧跟,‘左’不好,‘右’更不好。要尽量以自己的语言来呼应形势。说得好,听起来就不怎么假了。即使还有点儿假,也能听得顺耳点儿。身为年轻干部,你如果连这种话都说不好,岂不白上北大了?第二是和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与人民大众要处得很亲,走得很近,越亲越近越好。与老干部的关系也要亲近,包括离退休老干部,见着了要格外热情尊敬,逢年过节要探望,以个人名义探望最能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别以为他们退了就没能量了,能量不小的。成事也许不足,败事太简单了。比如我,要是对哪位年轻干部不顺眼,一封短短的信就够他喝一壶的,进步的机会也许就错过了。当然我不会做那种事,我不会不等于所有老同志都不会。你千万要注意与知识分子保持距离。越是那种在社会上有名气的知识分子,越要敬而远之,不可与他们太亲近,更不可引以为友。他们政治上太没常性了,今天顺心就拥护什么,明天一不高兴又带头反对,总体上他们太难驾驭太难把握了。他们中许多人太危险,又难以预测,说不定什么时候自我引爆,引为朋友的干部就倒霉了,撇清关系不那么容易。你以为你划清界限了,可在组织看来仍是个事,你的前途不就断送了吗?所以,你当年那些是知青好友后来成了知识分子的人,包括大学同学、老师,都要尽量与他们减少往来,不往来了最好。你要保证自己的社会关系清清白白,绝无杂质。跟知识分子保持不当社会关系,致使不少干部吃了亏,这种历史教训值得记取。明白吗?”

  秉义连忙点头说:“明白。可有一个人与我的关系太例外,我没法中断和她的亲密关系。”

  老太太愣了一下,低声问:“什么人?”

  秉义说:“我妹妹。”

  老太太想了想,理解地说:“那当然得例外。冬梅说你妹夫还是北京的一位诗人,小有名气。已经是妹夫了,那也没法子。我听冬梅好几次谈到你妹妹,她俩关系挺亲近。对冬梅那没什么,她不是块当干部的料。你妹妹的女儿叫玥玥,与你父母生活在一起是吧?”

  秉义说:“是。”

  老太太说:“我有个想法,让玥玥住过来吧。楼上还闲着一间屋,闲着也是闲着。玥玥住过来了,能就近上好中学。听冬梅说她挺活泼,这里多了个活泼女孩,气氛也会生动些。她来了,我也有小友了,解放你,免得冬梅总发怨言,好不好?”

  秉义说:“好。”当时,他还不知道妹妹与蔡晓光的事。

  老太太又说:“那样,周蓉来看女儿时,我也能多影响影响她。有一个始终自觉与党保持一致的知识分子妹妹,坏事不就变成好事了吗?”

  秉义说:“但愿如此。”

  老太太说:“你要对我有信心,我影响知识分子还是有一套经验的。你下次回父母那边替我解释一下,我行动不便,司机也不太愿意把车往光字片那边开,怕卡在那边的小街里,进不了退不出。我没法去看他们,他们年纪也都不小了,同样不必来看我。亲家关系,彼此装在心里就行了。冬梅经常和你一块儿回去,就等于代表我了。这个意思,你一定要替我转达到了。”

  秉义说:“妈,我记住了。”

  晚饭桌上,老太太不无遗憾地对女婿说:“秉义,你如果是我儿子该多好!”

  冬梅立刻跟了一句:“那可不好。”

  老太太板起脸批评道:“别总跟你妈杠着说话行不?在这一点上,你要向秉义学习。怎么就不好了?”

  冬梅也板起脸说道:“如果秉义成了你儿子,我不就没他这么一个丈夫了吗?”

  老太太说:“他成了你哥不一样吗?”

  冬梅说:“那会一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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