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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五


  郑娟的话对秉昆竟然也有影响。自那日后,秉昆在甲三号那些人的眼里变得日渐成熟。其实,成熟并非多难的事,努力工作、低调做人、学会发言而已。他本是热爱自己工作的,努力与愿望相符,无须任何人督促。他本是沉默寡言的,但这与低调是两码事。寡言到见了谁都不主动打招呼的程度,那就容易给人以“冷”的感觉,那是不讨人喜欢的。甲三号不再被认为是“臭老九之窝”,连某些领导都改口说那里是“藏龙卧虎之地”。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今儿调走一个,明儿调走一个,调走了就被委以重任,就高升了。一名借调的小编辑,而且还是大众通俗刊物的小编辑,有什么资格“冷”呢?给谁看呢?平反前的秉昆并不思考这些做人原则——说不定哪天又被发落回酱油厂去了,思考那些有什么必要呢?

  平反后他开始思考了,因为平反意味着为转正排除了障碍,且有了极大可能性。这件事上,兴许甲三号某人的一句好话就能让他心想事成,兴许某人的一句坏话就足以让他的夙愿成为泡影。他与郑娟谈到这些心事时,她给出的建议是,如果对人热情点儿、嘴甜点儿有利于实现自己的愿望,干吗不呢?

  他说:“我读过的那些书里的可敬人物都是本色的,特立独行的。那些书告诉我做人的道理,为了实现个人愿望而违背性格的言行是可耻的。”

  她说:“那要看一个人的性格实际上好不好吧?”

  他说:“性格都是天生的,哪有什么好与不好之分呢?”

  她说:“我想有的吧。如果你甘心一辈子做酱油厂的工人,那你天生的性格也没什么不好,也没影响你有一些知心朋友,可你要当一名转正的编辑,情况就不同了。你对人不热情点儿、嘴甜点儿,能组到稿子吗?”

  他一想,也是的,自己其实早已不知不觉改变了天生的性格啊。

  她又说:“就说咱俩吧,我一开始给你的印象很冷,对吧?如果我一直那么冷下去,咱们会有今天吗?咱俩那样了以后,你在我面前嘴可甜了,这你得承认吧?如果不是因为你嘴甜,我能心甘情愿为你家做事吗?”

  他说:“咱俩是另外一回事。我们那儿有些人架子哄哄的,我根本就不喜欢他们,又怎么能对他们热情点儿,嘴甜点儿呢?”

  她说:“你觉得别人架子哄哄的,也可能你的感觉是错的呀!我不像你读过一些书,除了小学和中学的课本,我就再没读过什么书,但我也是懂得一点儿做人道理的呀。我妈经常对我说,性格怎样和人心怎样往往是两回事。性格像皮肤,大太阳下晒久了谁都黑了,关在屋里一年半载的谁都会变得白了点儿。皮肤黑了白了,只要心没变,还是一颗好人心,那就还是先前那个好人。哎,你都读了些什么书啊?那些书里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没写进去?再者说了,你们那儿的人都比你年龄大,都有资格当你老师,你如果把他们人人当成老师尊敬着,对人家热情点儿,嘴甜点儿,那还不是完全应该的呀?怎么在你那儿就可耻了呢?”

  那晚秉昆与郑娟进行了一次枕边的思想碰撞后,颇有胜读十年书之感。以前他与她不怎么谈单位事,认为不会从她那儿获得有价值的见解,后来则很乐于和她谈,甚至有点儿视她为枕边师了。

  甲三号的人们都开始喜欢周秉昆了。特别是中年以上的人,包括架子哄哄的人,见了他都变得和蔼可亲。午休时,到《大众说唱》编辑部聊天的人多了。这让秉昆的组稿联络图又增加了不少新名字,也让邵敬文和白笑川喜在心中。他俩本也像秉昆一样,到了编辑部就如同小姐进了闺房,绝不往别的屋里去,都是自我幽闭式的工作狂,因而也都是给别人印象很冷的人。

  邵敬文和白笑川一高兴,就主张开一次邀请甲三号全体人参加的联欢会。三中全会的召开让文艺界如沐春风,闻讯的人都说太应该聚在一起高兴高兴了。一个个憋屈了那么多年,他们中不少人渴望有机会释放释放,消除以往猜疑,重结友谊。任务落到秉昆身上,他邀请了《大众说唱》多位作者,均表示愿意参加。市委宣传部认为是好事,又邀请了一些文艺界人士——即将平反复出的人士,给他们一次亮相机会。

  一九七九年春节前,联欢会在甲三号会议室举行,百余人到场,可谓名流云集,群星荟萃,气氛隆重。省委市委宣传部派人前来讲话,报社派来了记者,电台有人来录音。当年电视机是稀罕物,电台的实况录音就是最高规格了。

  联欢会非常成功,各方面都满意。周秉昆的文艺活动组织能力也获得好评,参加各类座谈会的机会多了。郑娟为此订了一份日报。与晚报相比,日报社论多,精神多,阐释中央新政策、方针、路线的文章多。她把新提法、新词汇抄在小本上,让他睡前看一小会儿。从事曲艺表演的人大多背功了得,秉昆也差不到哪儿去。每晚必背,妻子抄在小本上那些话语便牢记在他头脑之中,逐渐形成条件反射,一轮到自己发言,也能对着话筒开口即说,不打磕巴,无嗯无呀,仿佛句句都是自己深思熟虑一般。尽管是背的报章话语,因为与表演技巧结合,不显山露水地掺杂了民间语言,竟可以说得真诚朴实,如同完全发自肺腑,一点儿也没有套话的痕迹,一点儿也不令人反感。

  春节后的一天,邵敬文接到了一个电话。他刚听了两句,捂住话筒,小声对白笑川说:“你陪秉昆到外边去待会儿,十分钟后回来。”

  师徒二人回到编辑部后,白笑川问:“哪儿来的电话?搞得神神秘秘的!”

  邵敬文说是有关方面打来的,向他了解秉昆的情况。

  白笑川替徒弟问:“‘有关方面’是哪方面?”

  邵敬文很原则地回答:“恕难相告,对方要求不能让秉昆知道。”

  白笑川又问:“了解些什么呢?”

  邵敬文说:“较全面的情况,从政治思想、品德修养到业务能力,基本都问到了。”

  白笑川再问:“你是怎么汇报的呢?”

  邵敬文说:“我当然往好里评价啊!在我眼里秉昆本来就好嘛!”

  秉昆忍不住也问:“你就直说,你估计对我是好事还是坏事吧?”

  邵敬文沉吟片刻说:“对方完全是一种履行公务的官腔,还真听不出来……”

  三人相互望着,沉默一会儿,白笑川拍着秉昆肩说:“脚正不怕鞋歪,就当没这么回事!”

  然而秉昆却做不到,接连多日睡不踏实。他一再扪心自问,觉得自己的人生中无非两个“污点”。第一个已经平反了;第二个与瘸子和“棉猴”有关,他俩已判刑几年,要出卖自己早就交代了,不至于等到如今才有交代。毕竟多了桩心事,他不愿让郑娟不安,就憋在胸中,经常郁闷。

  转眼到了五月,宣传部的同志宣布:正式任命邵敬文为《大众说唱》主编,任命白笑川为副主编,二人属于正副处级干部;周秉昆正式调入《大众说唱》,任编辑部代理主任……

  甲三号的人纷纷来到《大众说唱》编辑部,表达祝贺。不少人认为,以秉昆的编辑能力和贡献,当编辑部主任完全可以,之所以宣布了一个“代”字,肯定是由于学历太低的原因。秉昆说能转正他己喜出望外了,至于是代主任或主任,根本不在他期望的范围内。

  白笑川不高兴了,当着大家面说:“你这是没出息的话!你不在乎我在乎。有消息说即将恢复高考了,你如果有志气,那就替我争份光,用它一年功,把大学之门给我迈进去!在我退休前你把那个‘代’字给我去掉!”

  邵敬文也说:“你能那样最好,编辑部主任的位置我替你尽量保留着。”

  秉昆却说:“我家的情况你俩又不是不知道,就是考上了我也不能去读啊,何况我也未必就能考上。”

  一番话说得邵敬文和白笑川默然无语。

  有人问:“秉昆家什么情况啊?”

  白笑川问秉昆:“可以说不?”

  秉昆因为心中高兴,也没多想,脱口便道:“师父觉得有必要说就说,觉得没必要说就别说。”

  “那我可就说啦!”白笑川不愧为本省曲艺界的“教头”,他从柜格内取出“家把式”——哪里个哪,哪里个哪,遂以山东快书的形式,即兴表演,把秉昆他姐、他姐夫怎么出的事,他妈怎么成了植物人,他和郑娟怎么相爱的,声情并茂地说了一遍。

  白笑川是个智慧的人,他那么做可谓用心良苦。

  他的目的达到了。一个形象斯文、身材颀长、年近六旬、满头白发的长者大声说:“小周勿虑,只要你将来能够达到毕业考试的分数,省艺校进修班免试招收你了!”

  那人姓史名彦中,原是省话剧团的老导演,很有名气的一个人物,刚被任命为省艺校校长。

  白笑川的山东快书感动了他,准确地说是秉昆家的那些事让他大为动情。

  那确实是一个反“四人帮”英雄普遍受到尊敬的年代,也是一个中国式的人情味十分浓重的年代。反对“四人帮”的英雄和平反“右派”获得破例优待,不但不会受到谴责,反而会被传为美谈。

  于是,众人皆大鼓其掌。

  秉昆回到家里,把降临自己身上的两件好事对郑娟一说,她禁不住喜极而泣。

  秉昆又说,他得与朋友们在光字片的家里聚一次了,否则他们会挑理。

  “可是你不能去,我怕我妈见了你又犯病。”秉昆说这话时,心中满是歉意。

  郑娟表示特别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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