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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〇


  然而,人心并非浇进模子的钢铁水或水泥,一旦定型就不再改变了。它更像含羞草、海蜇、乌贼或毛毛虫之类极敏感的东西,稍受外因影响,便会发生从色彩到形态的反应,而那是本能的完全无法自我克制的反应。

  在一九七四年正月初三的晚上,吕川和唐向阳忍不住向大小哥们儿倾吐了压抑已久的内心想法,他俩也要往上大学这条路上闯一闯。干吗不呢?去年连木材加工厂都走了一名抬木头的青年工人!包括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在内的从业青年人人可以报名,人家就报了名。还要参加考试,人家就参加了考试,一考分数不低,几所高校争着要——家庭历史无严重政治问题,本人无劣迹,厂里懵里懵懂地就放人家去了一所著名的工业大学,想不同意都没有理由。据说从一九七四年起,招收工农兵学员的原则将有变化,分数更加受重视了。向阳和吕川在文化课方面早已有所准备,自信能比大多数人考试强不少。他俩在厂里又都有不错的口碑,过群众通过这一关也不会有什么悬念,所以又回到了那句话——干吗不试试呢?

  向阳说,在分数和群众评议两关都过了的情况下,如果从他和吕川之间选送一入,他绝对主动放弃资格让吕川先圆了大学梦。他说自己年龄比吕川小,多准备两年会考得更好,等得起。但如果竞争对手是沈一兵,那么他将坚定不移地争取自己的权利毫不相让。他认为厂里给予沈一兵的应该是有前提的机会,而不应该是无条件的机会。总不能别人明明比沈一兵考的分数高,群众推荐的得票率也高,那也得将机会让给他吧?再说让也白让啊,他也不会感谢任何一个将机会让给他的人呀!

  吕川说他和向阳想一块儿去了,但是,如果真像向阳说的那样出现了在他俩之间只能走一个人的情况,那么他要先成全向阳。自己是吕川哥嘛,当哥的就得有当哥的样子,否则不是给小老弟们做坏榜样了吗?

  他俩都说得很真诚,龚宾和进步都被他俩感动了。

  德宝说:“你俩之间的事你们自己解决,我们不干预你俩的内政。但如果沈一兵那小子分数和群众评议两方面都比不上你俩还要捷足先登的话,我曹德宝一定挺身而出阻击他!”

  “我的想法与你们都不同,川和向阳,你俩听我的,今年都别报名了吧。”说这话的是秉昆,他不知何时站在里外屋的门槛那儿了,一脚里屋一脚外屋,靠着门框叼着烟。三拨客人,除了炕帘后那三个女的他没去理睬,木材加工厂和酱油厂的两拨人他都得招待到,像堂倌儿。在酱油厂的弟兄们都没注意到的情况下,他已听了多时。

  德宝问:“说说,你怕的是什么?”

  秉昆坐在进步让给他的高脚凳上,吸一口烟,将剩下的半截递给德宝,看着吕川和向阳说:“你俩都没怎么搞清楚状况。招收工农兵学员的过程不是你们以为的那样——先考试,后群众评议、投票,最后再由领导决定推荐不推荐学校,决定录取不录取——而是首先就要由群众评议、投票,决定谁有没有资格参加考试。你们想啊,沈一兵他走得成走不成,关系到厂里职工们的住房问题能否得到改善,选票能不一边倒?即使你俩获得的选票也不少,也有资格参加考试了,甚至考的分数都比沈一兵高,最后上大学的那也肯定是他啊!忘了咱厂三把手怎么说的了?他说只要在推荐书上写下了‘同意’二字,别的事就不必厂里操心了对不对?咱们小小的酱油厂,能给咱们两个名额?只给一个肯定得是沈一兵的啊!那叫戴帽名额,指名要的事,而且是政策允许的。你俩陪着考,陪着选,到头来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不是白浪费精力吗?既然只不过是个过场,莫如让全厂人只陪他走那个过场。你俩一陪着,倒似乎过场不是过场,反而像正剧了,那不等于帮衬了他吗?”

  德宝将秉昆给他那截烟头吸得短而又短,有几分舍不得地弹入火炕口里去,他心悦诚服地说:“我想说的是,秉昆你又让我刮目相看了。厂里别人都说你是老蔫,可在咱们哥们儿之间,你该说的时候总是把话一股脑儿说透,说得明白到家了,一点儿都不蔫啊!”

  秉昆笑道:“内外有别嘛。”

  吕川站起来,拍拍他的肩说:“你一番话把我给点明白了,我听你的。”

  向阳瞪着他问:“关于招生的事,你怎么知道得这么周详?”

  秉昆站起来郑重地说:“你和吕川内心里的想法能瞒得过我吗?老实向你们交代,我已经替你俩写信问过我哥了。我哥是他们那个师连续两年的招生办公室副主任。全省每年的工农兵学员一小半是从兵团招的,他们那个师每年就走三四十人,他什么情况不清楚啊?他在回信中说,如果你们是我朋友,那我最好告诉你们,咱们厂肯定只有一个戴帽的名额,那个名额肯定非沈一兵莫属。我哥说,如果我不告诉朋友们这一点,让朋友们蒙在鼓里充满希望地陪着走过场,那就是我不够朋友了。”

  刚坐下的吕川听了秉昆的话,倏地站起一撩门帘闯入里屋去了。大家一时你看我,我看他,都以为吕川生气了,局面一时有点儿尴尬。

  秉昆小声问德宝:“是不是我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

  德宝说:“没有啊,你为他俩费心,他如果不高兴是他不对。”

  向阳也说:“我可没不高兴。秉昆哥,你分析得全面,我不陪了。”

  三人正这么说时,吕川一撩门帘又回来了,拿着三支烟,先给秉昆一支,再给德宝一支,并对秉昆说:“真哥们儿不言谢,借花献佛,敬你支烟。”

  大家又都笑了。

  秉昆吸口烟后,对三位小老弟说:“以后,你们三个绝对不许背着我参与他俩策划的任何事。不但不许参与,还要及时告诉我。”

  吕川说:“在家里你们听不听父母的我们不管,在厂里希望你们多听他的。那样,我和德宝就不必为你们操心了。”

  向阳就代表另外两个说:“放心,我们保证。”

  一九七四年,共乐区的儿女们又都长了一岁。他们的人生各自发生了变化,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有的人逢喜事精神爽,有的遇到了挫折也因而开始成熟。在说好不好说坏不坏的小市民生态和想躲都躲不开的变质政治环境双重挤压之下,年龄大点儿的沾上了烟酒,年龄小点儿的为了获得一份人生的安全感本能地依附于年龄大的。而不论年龄大小,几乎都没有任何能力哪怕稍微改变一下人生状况,父母也完全帮不上他们的忙。只能像父辈那样靠江湖义气争取别人的好感,以便在急需帮助时借助一下哥们儿,或在同样感到压力时抱团取暖,面临同样威胁时做出小群体的一致反应。除了亲人或哥们儿,没谁关注他们,偶尔有人爱护一下他们,便足以被他们视为贵人、恩人。他们胆小,不敢招惹是非。从这一点上来说,他们还都不失明智。但在认为有必要证明人格本色的时候,他们又都愿意显示自己是多么义气。他们认为好人格就是够义气。关于人格二字,他们普遍也就知道这么多,而那基本上来自民间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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