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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四


  于是,秉义当天就去了陶平所在那个连,晚上九点多见到了陶平。他首先代表教育处向他道了歉,接着直奔主题说明来意:陶平可以任何理由提出返城申请,父母的健康情况也罢,自己的健康情况也罢,家庭其他实际困难也罢,只要有理由,他就会要求连里盖章,将申请带回师里。之后陶平做好走人的准备,等待批准通知就是了。指标是师里内控的,报到司令部走个审批程序就行,所以他的每句话都是负责任的。他并且保证,处分材料会从陶平的档案中抽去,取而代之的将是一份由他亲笔书写的好鉴定。最后,希望他返城后继续做一位优秀教师……

  性格比周秉昆还内向的老高三知青陶平哭了。

  那时,周秉义不由得问自己:他对陶平的同情和拯救中,是否包含着对和弟弟一样的人本能的保护冲动?

  秉义隔夜回到直属营时很晚了,在水房里用冷水擦了擦身,认认真真地洗了洗脚,倒头便睡。

  秉义一夜睡得很好,他第二天神采奕奕地与校长告别。

  校长问,接下来该怎么做?

  他说什么也不必做,只要密切关注夏季风的精神状况,关心她的生活就好,总之不能让不该发生的事再发生了。

  校长问,陶平的事就那么拉倒了吗?

  他说他自有主张,暂时无可奉告。

  师里的领导们见了他,也关心地问主动请缨的事办得如何了?

  他说曙光就在前边,快彻底解决了。

  他的协调能力极强。

  几天后,他接到了陶平在车站打来的电话。

  陶平说:“过一会儿我就在列车上了。”

  大功告成,他鼻子一酸,几乎落泪。

  周秉义又去了一次直属营。

  在校长陪同下,他与夏季风进行了一次简短谈话。

  他说:“陶平返城了。”

  她反应强烈地说:“他凭什么?”

  他说:“他是病退,精神有点儿异常了。”

  她的嘴角渐现一抹冷笑,解恨地说:“咎由自取。以后你省省心吧,从此我不会再因为想到他整夜整夜失眠了。”

  师部的相关领导同时听了周秉义的汇报,为了两名知青之间发生的烂事,让他们身不由己地卷入其中,这是前所未有的烦恼。每个人心里都明白,如果不是周秉义始终不肯罢休,陶平的事早已被人忘记了。当年,那实在也算不上什么大不了的事。他们确实都挺欣慰,毕竟被一名心理变态的女知青逼着成了帮凶,对他们是一件极其不愉快的事。

  听完他的汇报,他们有点不以为然了。

  “你就是这么解决问题的?”

  “咱们师少了一名好老师啊!”

  “听他说了半天,我也没听到那个夏季风有什么悔意嘛。”

  他们都大摇其头。

  周秉义就自说自话似的陈述他的,其实都是郝冬梅的想法:城市也罢,农村也罢,农场或兵团也罢,哪里都是中国的地方,一名好老师教哪里的孩子都是在教中国的孩子。既然陶平热爱教师工作又确实是一位好老师,成全他就是成全了孩子们的希望,成全了中国教育的希望。至于夏季风,把她留在了解她的地方,比将她推到不了解她的大人和孩子中去,无论于人于己都是更负责任的安排。

  沉默片刻,师长起身说:“这么解决,不算最好,但也不算最差。他说的比做的好,散会吧!”

  又一个星期日,周秉义出现在了农场二队。所谓二队,其实是从前一个叫大柳树村的村子。农场原本是劳改农场,职工从身份上分为两类人——一类是就地从业的劳改犯,他们有的把家属从各地迁来了;另一类是劳改管理人员,有在村里安家落户的,也有坚持城乡分居的,为的是让子女保住城市户口。知青们来了以后,多了第三种人。知青也分为两类:一类是郝冬梅那样父母的政治问题很严重,但本人尚可教育好或争取教育好的子女;另一类是管理人员的子女。既然后者也非下乡不可,他们当然更愿意投奔到父母是管理者的农场。农场成分芜杂,管理者无不经常强调思想斗争、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必然存在。他们毫无疑问代表革命的中坚力量,他们的子女是红外围,其他一概人等皆属革命对象。郝冬梅在二队是争取教育好的那类知青,她从不交思想汇报。不交,别人就不知道她心里在想什么。不主动让别人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那么,你劳动表现再好在别人看来也只不过是表面现象,而表面现象是谁都可以伪装的。所以,郝冬梅这名高三女知青在某些人看来是思想隐藏得很深的人。这使她在队里没有女友,只有同类人。她与秉义在一起总是特享受交谈的愉快,与她在队里的孤独有很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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