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间(49)_梁晓声

四九

　　§上部第十章

　　在三个儿女之间，周母最看重的是长子秉义，周志刚内心里则更爱女儿周蓉，因为她最善于讨他欢心。

　　冬季的贵州也冷极了，许多地方春节前下了雪，正月初三那日山头仍白着。大西南下的雪一向都如床单般薄薄的一层，太阳一出来，几个小时就会化得一干二净。然而贵州深山里的人们，这一年已经六七天没见着太阳的脸了。

　　阴沉的天气使那种湿冷更加恼人，仿佛血管里流的不是温热的血，而是即将结冰的冰水，从里往外感到冷。整个人泡在热水里似乎也暖和不过来，穿得再厚盖几床被子也还是冷。

　　正月初三上午又下起了冷雨，贵州像要停止季节变化，一直那么阴冷下去了。

　　所谓深山里的人们，不仅指这里几户那里几户的小村里的农民（在东北，那么小的村不叫村而叫屯；在贵州山区，那么小的村比比皆是），也指进行“大三线”建设的来自东北三省和河北、山东等省的国防工业大军与建筑大军。

　　“大三线”建设仍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文革”初期乱了一两年，二三十万人马也曾因为谁更革命分成了几大“造反派”组织，但自从实行军管，特别是成立了以“大西南的春雷”为红色代称的省革命委员会之后，誓不两立的局面逐步得到了控制。

　　当然，免不了要宣布一些人为“反革命分子”“破坏‘大三线’建设”的阶级敌人，于是逮捕了不少人，判刑了不少人。

　　这么多人一下子开进了贵州的深山老林，一切生产生活的物资保障、服务保障都给贵州带来了巨大压力，仅靠本省之力根本不可能解决，所以贵州与国务院专设了一条保障畅通的红色电话专线。那些人大多隶属于航天工程、武器制造、军事通信三大系统。用现在的说法，他们是当年中国工人阶级中最能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那一部分工人，也可以说是中国工人阶级中的“特种部队”“精锐部队”。此外，还有占总人数三分之一左右的建筑工人大军，他们也是从各省抽调的“精锐部队”，东北籍的建筑工人最多。这是因为东北最先成为中国的重工业基地，东北建筑工人们经过的大规模施工的历练最早，经验最丰富，最善于攻坚打硬仗。

　　被逮捕的人中，十之七八是这样一些工人“造反派”头头——他们抓住机会，发挥了自身前所未有的号召力，名曰为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而“造反”，实际上反来反去，最后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闹着被调回本省而已。屈指算来，他们离开本省已近十年，时间短的也有五六年。许多人几经辗转，从陕西、甘肃、新疆再折向四川继而来到贵州的深山里。在哪一个省的生活都是异常艰苦，除了不必经历枪林弹雨，其他方面的艰苦程度不亚于革命年代大军团开创根据地的情形。进入贵州深山腹地以后，他们遭遇了多年辗转最为艰苦的生活。他们身心疲惫，思亲想家，巴望早点儿有人来替换他们，让他们能赶快回家，重新过上以前那种每天下班后有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正常生活。他们毕竟不过是各行各业的工人，并不真的是军队的士兵，而且“大三线”建设毕竟难以让他们产生抗日救亡般的光荣感。他们起初都是满怀建设热忱，但时间一长，艰苦的生活一年接一年似乎无休无止，难免就有怨言甚至怨气了。他们以为，既然有人为了共同的想法带头，自己跟着那么一闹，兴许很快就会闹成功，早日与老父老母孩子老婆团圆了，却不料将自己所推举并拥护的“造反派”头头们推进了“反革命”的深渊。头头中自然有投机分子和野心家，他们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回家，甚至根本就不是为了回家，而是为了趁机当官，进而借着政治风向往上爬。

　　政治的桃子再鲜再大，看上去再易于摘取，那也断非每一个想摘的人都能称心如意。投机之“机”属于玄机，瞬息万变，寻常人难以掌握其中奥妙，常常是“有意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行”。有的人青云直上，也是连自己都根本没想到的。一进入角色，命运之舟也就只能任由大风大浪抛掷，自己根本驾驭不了。

　　在波谲云诡的时代中，投机须有大投机家的胆识与谋略，一些工人“造反派”头头中产生的投机者，连投机家都算不上，只不过是被半大不小的野心所支配的投机分子而已，哪里具有大投机家们那种雄厚资本和经验谋略呢？故军队一到，他们的下场都很可悲。

　　工人们原本普遍以为，他们是共和国最有权利发发脾气的人。作为别妻离子进行“大三线”建设的工人，他们都认为自己表达不满有充分理由——也该有人来替换替换自己了嘛！劳苦功高的“领导阶级”，连这么一点儿起码的权利都没有吗？但是解放军一严厉，他们很快就明白，还是夹紧尾巴乖乖听话的好。如若不然，他们的那些“头头”的下场，随时可以是他们每一个人的下场。

　　他们不得不开始接受一种新的思想教育——就整个阶级而言，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就每一名具体工人而言，只不过就是普通劳动者。普通劳动者就得有普通劳动者的样子！

　　于是，他们都领会到——谁也别再挑头闹事，那样做没有好果子吃。局面平定以后，“抓革命，促生产”的中央精神得到继续贯彻，生产竞赛活动由党员工人及工人劳模们倡导，又此起彼伏地开展起来。

　　一九七三年春节，贵州“大三线”建筑工人们并没全都放假。山岭深处，一些工程一日不停地继续着——不完全是生产竞赛，因为有的工程根本停不下来，一旦停下来国家损失巨大。许多工人享受的是，干一天休一天的春节假期。

　　初三上午十点多钟，从山里顺着砂石路走下一名“2”字头的工人。一身蓝色帆布的工作服看上去已经湿透了，脚上的旧胶鞋泥污不堪，两腮黑茬茬的络腮胡子显然已多日没刮了。

　　他是周秉昆的父亲周志刚。

　　周志刚头戴一顶当地男人冬季普遍戴的卷檐毡帽，天气实在太冷了可以将帽檐放下来护住耳朵。

　　这一天虽然很冷，他却走出了一身的汗，把放下的帽檐翻上去了。他背一只大竹篓，里边装着二十斤面粉、五斤腊肉，还有几块肥皂、一包蜡烛、一双新胶鞋。

　　他要去看女儿，也就是周秉昆的姐姐周蓉。

　　几字头是山里农民对“大三线”工人的区别叫法，后者与家人或亲友的通信地址只有“贵州”二字，其后是以数字为番号的信箱，有时最多加上地区名称。他们的工作服上，也印着与通信地址一致的首位数字，为的是相互容易识别，便于管理。在当地农民们眼里，“大三线”工人们都具有一种类似保密部队士兵的神秘感，相反，对“大三线”建设实行军管的穿军服的真正部队官兵们，在他们看来倒一点儿都不神秘了。自从实行军管后，凡组织、煽动冲击“大三线”工程工地或机关单位的行为，一律被宣布为现行反革命行为，情节严重的带头者有可能被判处死刑。

　　“九一三”事件后，那些有“大三线”工程的贵州大山里的气氛变得更加异乎寻常的疑重，这一点连农民们都感觉到了。安检路卡站岗的士兵们的表情更加严肃，委托农民从集上买东西的工人也几乎没有了——那样做的工人是严重违反纪律，因为很可能使阶级敌人的破坏阴谋得逞。为提高广大工人的警惕性，春节前各属区都放映了电影《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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