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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


  曹德宝反对道:“我先表态的,她用不着两个助手!”

  赶超识时务地说:“他俩都在争了,那我就弃权,但小二可得由我来当,我愿替她端盘子。”

  只有国庆和秉昆一样,默默看着,听着,哂笑着。秉昆察言观色,感觉如果没有吴倩坐在国庆身边的话,国庆也会跟着另外三个“心怀叵测”地起哄。秉昆明白,春燕将自己捯饬得那么吸引别人眼球,纯粹是为了使他受到猝不及防的诱惑。秉昆虽然对她有流水无情般坐怀不乱的定力,朋友们却一个个难以自持,心猿意马了——想到这里,他不禁暗觉好笑。转而又一想,他们和自己一样,都是共乐区底层人家的儿子,还都是木材加工厂的苦力青工,是酱油厂似乎每个毛孔都散发着酱渣子味儿的低等劳动者。除了画上、电影里和舞台上的美女,他们几乎再就没见过什么现实中的美女,猛一见精心捯饬成那样的春燕,可不如同在现实中见着了《聊斋》里才有的狐仙鬼魅呗!何况,她也在使尽浑身解数卖弄风情取悦他们呢!这么一想,他倒有点儿怜悯朋友们了,暗想只要大家玩得开心,不出格,自己便要笑陪始终。

  曹德宝将他扯到一旁,以极小的声音问:“你干妹妹肯定和你不是表哥表妹的关系?”

  秉昆未解其意,反问:“你究竟什么意思啊?”

  曹德宝朝国庆和“表妹”摆摆下巴,秉昆这才明白,也以极小的声音说:“她还没主呢。”

  “多谢指点。”曹德宝狡黠一笑,拍拍他肩,自信满满地走向外屋去了。

  秉昆说罢最后那话,站在原地愣了一会儿,有点儿自责,却又认为自己说的是事实,总不能说“她是我的吧”?她明明不是“自己的”,怎可那么霸道地说呢?于是释然了。

  吕川招呼秉昆过去与他下棋,赶超也要与秉昆杀一盘。吕川倒可爱,替秉昆与赶超摆好棋,自己陪国庆和吴倩“争上游”。

  赶超一边与秉昆下棋,一边小声问:“看出国庆有心事没有?”

  秉昆说看出来了,但不知为什么。

  赶超更小声地说:“因为吴倩。”

  秉昆朝吴倩瞥一眼,困惑地问:“她怎么了?”

  赶超说,吴倩的下巴和上唇两边是刮过的,因为几天不刮就会长出胡子来,不算密,稀稀疏疏的,却还长得挺黑挺快。国庆陪吴倩去医院求治过,西医也确诊是病,告诉他们叫“激素紊乱症”,说西医没什么药到病除的办法,建议去看中医。吴倩服了多服中药,没有效果,所以国庆闹心,吴倩苦恼。国庆几次产生与吴倩分手的念头,又怕吴倩经不起那种感情打击,疯了或轻生,只得哑巴吃黄连,有苦在心里。

  赶超问:“你说国庆可怎么办呢?”

  秉昆同情地说:“是啊,可怎么办呢?”

  赶超替国庆轻轻叹息。

  秉昆陪着叹息,他就联想到了《怎么办?》——有种茅塞顿开的感觉,恍然大悟到也许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所谓人生,原本便是一个怎么办接着一个怎么办的无休止的过程。正如自己和朋友们都不知拿各自目前的处境怎么办好,也不能排忧解难地互相启发怎么办好,更不知长此以往今后该怎么办……

  与秉昆母亲相比,春燕可以说是厨间快手,大约半小时后,第一道菜已由她亲自送到桌上来了。大家都有点儿饿,棋也不下了,扑克也不玩了,争着洗手,抓筷子,连赶超也忘了自己曾说愿当小二了。秉昆将盛满啤酒的塑料桶从外屋拎到里屋,往一只只碗里倒入啤酒后,一大盆土豆炖肉转眼已少了一半。于是碗碗相撞,个个大快朵颐。正所谓大碗饮酒,大盆吃肉,好不快哉。啤酒微凉,屋里微热,一碗酒后,众人皆大呼:“爽!爽!”

  接下来,一道菜又一道菜由春燕和曹德宝很快轮番摆上了桌。待春燕和曹德宝也落座后,大家一个个还是只顾闷头吃着喝着,谁的嘴都没工夫说话。

  春燕抗议道:“你们都是哑巴俱乐部的人呀?我和助手忙活了半天,出于起码的礼貌也得给句评语吧?”

  大家这才一个个口齿不清地说“好,好”,都将自己的胃填到了半饱后,这才收敛了一开始那种凌厉的战斗力,你放下碗我拿起筷子慢吃慢饮,打开了各自的话匣子。

  除个别人,他们这样一些底层人家的青年聚在一起,基本上是不聊政治的,即便有人想将话题引往政治方面,通常也没人响应。“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他们也是如此。哪一个同龄人如果太关心政治,朋友肯定是不多的。可能惹出不必要的麻烦倒还是次要原因,主要原因是不感兴趣。“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一条语录,他们也能一张嘴就说出来,但那纯粹是一种条件反射,不过脑子的,好比一听到口号如雷就习惯于本能地举起手臂那样。

  关心政治是他们的哥哥姐姐们,亦即“文革”初期的红卫兵们的专利。那时他们还都是“红小兵”,并没轮上过轰轰烈烈地造什么反的机会,只不过将哥哥姐姐们的“革命行动”当成一场场街头或广场上演的大戏来看而已。等他们也到了哥哥姐姐们的年龄,哥哥姐姐们却都“上山下乡”,成了“知青”。虽然他们仅比哥哥姐姐们小四五岁或两三岁,但与哥哥姐姐们很是不同。远离城市的哥哥姐姐们也等于远离了三六九等的城市生活,他们却仍都生活在那种分明存在的差别之中。有些差别不仅无法超越,而且根本没什么道理可讲。没有人与他们玩什么平等的游戏,哥哥姐姐们的造反并没有成功地为城市或为他们自己反出什么平等的遗产。所以,如果他们中谁的哥哥姐姐当初是响当当的造反派,而且下乡了并没给自己给家里带来任何实际好处的话,那么他们内心里就对哥哥姐姐们当初的“革命行动”颇不以为然,还会私下里极不敬地嘲讽为二杆子冒傻气。

  后来长大了的他们,特别是参加工作以后的他们,逐渐了解社会是怎么回事了,于是很快搞明白了一个道理——参与政治运动应该首先有点儿政治头脑。他们心里又都清楚,姐姐们中几乎没有一个,哥哥们中有也不多,几乎百分之百的哥哥姐姐们只不过跟着大形势瞎起哄两年罢了。何况,对于政治,他们也真的没什么自己的话非讲不可。“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东风继续压倒西风,东风越来越猛,西风越来越弱”,“国家更加富强,人民更加幸福”——报纸上广播里天天这么讲,老百姓还剩下什么更乐观的话可说呢?非说相反的话,那不是反动吗?从本质上说,他们恰恰是在大家空前地变成“政治动物”之时,悄然且又速成的政治冷感动物。

  以为若不聊政治,朋友们聚在一起的话题空间会很宽泛,则就大错特错了——艺术、文学、历史、科学、哲学等他们都聊不来,那不可能是他们的知识长项。但若据此以为他们朋友间便没了什么可聊的话题,那也是大错特错。实际上,他们中许许多多人仿佛具有一种天生的非凡能力,即使在一支铅笔那么细的话题范围内,也能聊起兴致,聊出感情的火花;特别是在守着一桌子菜,喝得半醉未醉的状态下。仅就此点而言,他们像极了他们的父母。他们的父母凑在一起,如果越聊越投缘的话,往往就会聊一个上午或一个下午还意犹未尽。他们也那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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