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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二


  吃罢早饭,秉昆忽然生出一个想法,要去蔡晓光家表达一番谢意。他仅仅是表达谢意,并无其他杂念。他决定,即使蔡晓光主动问起他在酱油厂的情况,自己也只说挺好,别的什么都不说。他不再盼着早日离开出渣车间了,宁愿陪曹德宝和吕川撑下去。如果有两次离开的机会,每次只能离开一个人,他希望先离开的是曹德宝或吕川,而非自己。自己对他俩太不公平了!经过了共同买肉的事,他相信他俩已不再歧视他了,他更愿进一步与他俩成为朋友。既然在同一个厂同是苦力工,为什么不呢?是的,他只想去向蔡晓光表达谢意,为了自己转厂这件事上他所费的心,为了他仍与姐姐保持着联系。他认为,后一件事,对自己的姐姐肯定具有异乎寻常的意义。蔡晓光家他去过一次,替姐姐还给他一本书。他家住的是有美观小院的俄式大砖房,他连院子也没进,隔着木栅栏完成了任务。蔡晓光没哥没姐,只有一个妹妹。他参加工作后,十五六岁的同父异母妹妹穿上军装成了小文艺兵。他生母抗美援朝时是志愿军卫生员,负过伤,获得过勋章,在他上中学那年病故了。继母比他父亲小不少,是部队的机要干部。蔡晓光家没下乡子女,秉昆估计他们家不见得有山货,就用旅行兜装了不少哥哥春节前托战友捎回来的木耳、蘑菇、干黄花菜、榛子之类。

  这一次,他还是连院子也没进,因为远远就望见蔡家院外的马路边停了三辆小车,其中一辆是军车,想必他家正有不少客人。他犹豫着究竟要不要跨过马路去,又开来了一辆军用吉普缓缓停住,从车上跃下二男二女四个小文艺兵,各自拎着、背着乐器盒子。其中一个少年大声问一个少女:“蔡乐乐,我怎么称呼你父亲呀?”叫蔡乐乐的小女兵说:“叫他蔡大校,他最高兴了!”于是四个花瓶般好看的少男少女嘻嘻哈哈笑着跑进院子。

  他猜测叫蔡乐乐的少女定是蔡晓光的妹妹无疑,倏然意识到,还是不进院子好。

  秉昆也没什么失落感,甚至因为自己懂得在什么情况下不做什么事而有几分愉快。

  秉昆决定将那一兜子东西送给郑娟家。没有谁家初一会插着门,他打定主意将东西放进郑家的门斗转身就走。他想,如果郑娟猜到了是他送去的,下次他再送钱去,她就不至于坚决拒绝。如果她以为是“瘸子”他们让人送去的,那也好,他对她一家三口的心意实现了。

  郑家的外门果然虚掩着,他也确实做到了放下东西转身就走,一秒钟都没停留。

  秉昆一进家门,母亲劈头就问道:“你哥托人捎回来的东西,你都送人了?”

  秉昆听出了母亲的惋惜,撒谎说自己去给蔡家拜过年了,第一次去,总不能空手啊,蔡家的人挺稀罕那些东西的。

  母亲脸上的不悦一扫而光,欣然地说:“好,好,儿子你做得对,越来越懂事了。咱家在全市也没一门亲戚,是得将朋友当亲戚经常联系着。妈老了,街道的事情多,顾不上,人情世故方面又不擅长,今后就得靠你了。”

  秉昆早已看出,几乎所有底层人家,都希望能与一户有权力的人家攀成亲戚,即使八竿子搭不上,能哈着往近了走动走动也是种慰藉。即使从不麻烦对方,但确实有那么一种关系存在的话,那也足以增加几许生活的稳定感。那一天他明白了,母亲原来也不例外。这使他心里难免有点儿酸楚,因为母亲在他心目中的形象一直是比较脱俗的。

  他由母亲想到了父亲。父亲是一个从不认为自己有必要哈着谁的人,给人一种特别独立自主的印象,尽管从没说过“我是工人我怕谁”这句话。但父亲确实说过另一句在秉昆听来很牛的话:“我提醒你,你是在跟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说话。”——那是“文革”刚开始那一年的事,有什么单位的外调人员来到家里,向休探亲假的父亲调查什么人的历史问题。对方的态度令父亲反感,他便沉下脸说了那么一句话。从此,秉昆不再仅仅视父亲为一个养活自己的人,而对父亲钦敬有加,觉得他在自己心目中的形象高大了。

  初三下午,他继续看《怎么办?》,间或放下那部小说,回忆父亲言行的点点滴滴。他已经习惯了每两年才能见到一次父亲,而父亲只能在家里住十二天。

  晚上五点多钟,天将黑还没全黑,国庆等人先后来到了周家。国庆还带来了他“表妹”,一个扎两条齐肩短辫的挺文静的姑娘,不漂亮,却也不算丑。从侧面看,比春燕好看;从正面看,比春燕的模样还要减一分。她叫吴倩,也是共乐区的,在一家纸盒厂上班。国庆介绍她是自己“表妹”时,赶超直向秉昆使眼色,秉昆便明白她是国庆的对象。国庆是个中等身材、浓眉大眼的小伙子,不说是一表人才,那也算长得体面,却找了吴倩那么一个其貌不扬的对象,这让秉昆挺为他暗觉遗憾的。在他们那一代青年中,如果有人将自己的对象带到谁家,那就意味着将谁当成亲兄弟一般了。秉昆深谙此点,母亲也明白这近乎一种仪式,意义重大。母子俩便都将吴倩视为要客,唯恐招待不周。

  国庆和赶超带来了象棋、军棋、扑克。象棋子有茶杯口那么大,是赶超用木材厂的硬木在细木车间的车床上偷偷做成的。赶超善于刻图章,象棋上的字是他亲手一个个刻上去的。那副象棋是他的宝贝,让他获得了许多称赞。

  吕川带来了一套戏法道具。不知从去年什么时候开始,他忽然心血来潮,郑重其事地拜了位师傅,每个月都抽空跟师傅学一次戏法。他师傅是省杂技团的幕间小丑,变传统戏法的水平高超。“文革”开始不久,小丑耍杂技被批判为“庸俗的资本主义文艺现象”,结果他师傅被从演员行列中除名,成了团里的勤杂工。

  秉昆问他戏法变得怎么样了。

  他谦虚地说:“一会儿你们给个客观评价吧。我师傅他也没好心情认真教我啊,不过我自己觉得还是多少有点儿进步的。”

  来得最气派的是“五四”曹德宝,人家背着大提琴这个洋玩意儿来的。多亏他个儿高,否则琴盒拖地了。国庆替他说,那大提琴有历史了,五十年代初,是他父亲从一户即将被遣返回国的“老毛子”家以相当于一只鸡的价格买的。那“老毛子”家的男主人曾是什么柴可夫斯基乐团的大提琴手,流亡到中国后,患病死在A市了。曹德宝他爸替那“老毛子”家养过奶牛,养来养去,与主人家养出了感情,人家出于报答之心赠予了那大提琴。曹德宝他爸过意不去,回赠了一只大公鸡。他父亲清楚那大提琴肯定值不少钱,并认为越往后会越值钱。期望值一高,就拖到了“文革”。而“文革”一开始,乐器不值钱了,寄卖店都不太爱收了。何况又是把大提琴,个子不高的人那是根本没法学的。大提琴陪伴着曹德宝成长,他爸见他迷恋大提琴,无师自通,上中学时已能拉几首曲子,也就不打算卖了。

  几个青年嗑着瓜子,吃着花生,含着糖,喝着秉昆妈亲自为他们沏的茶,东一句西一句地聊开了。

  吴倩问曹德宝:“为什么你爸当年回赠的是一只大公鸡,而不是一只老母鸡呢?”

  曹德宝说:“知识浅薄了吧?国庆,你以后要给你表妹补补民间的常识啊!当表哥的有这义务,表哥那也不能白当嘛!”

  国庆刚想对“表妹”说什么,赶超抢着说:“我替你补我替你补,你这表哥以后补课的机会多着呢。这次发扬发扬风格,先把机会让给我。”

  秉昆也不知道大公鸡或老母鸡在民间有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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