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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师傅一家(1)
赵大爷死后，朱师傅来了。接替赵大爷，成为我们儿童电影制片厂宿舍楼的管理员。职责和赵大爷一样，担负环境卫生及安全。 　　朱师傅可能比我年龄小七八岁，安徽农民。自然，他住在赵大爷住过的小小门房里。门房约十平方米左右，隔为两间。外间是收发和传达，朱师傅住里间。小小门房一分为二，里间摆一张单人床和一张窄桌外，也就没什么余地了。 　　收发和传达另有人负责。地方也特别小。所以朱师傅的起居，客观上就限定在里间了。 　　别人都叫他朱师傅，或叫他老朱。他年龄明明比我小，我叫他老朱自觉不合适，故也随年轻人们叫他朱师傅。他则随年轻人们叫我“梁老师”。 　　有次我说：“朱师傅，别叫我梁老师，叫我老梁。” 　　他愣了愣，却说：“那哪儿成呢？那么多人都叫你梁老师，我怎么能叫你老梁呢？” 　　我说：“那就叫我晓声。不是也有那么多人叫我晓声吗？” 　　他说：“他们是你朋友啊！” 　　我说：“那你也当我是朋友嘛。” 　　他说：“行，梁老师，以后我就当你是朋友！” 　　直到现在，他仍叫我“梁老师”——虽然，我这方面觉得，他已经拿我当朋友了。看来“梁老师”他是叫定了，没法儿要求他改了。 　　和赵大爷一样，朱师傅也是极有责任心的人。我们宿舍楼周围的环境卫生一直挺好，人们都是比较满意的。这受益于朱师傅的责任心和勤劳。 　　记不得从哪一年起，朱师傅的女儿朱霞来了。朱霞已经是大姑娘了，二十一二岁了，但看去仍像少女。自幼患了小儿麻痹，一只手有些残疾。人们都很喜欢朱霞，我也喜欢地。她是个有礼貌又懂事的姑娘。人们也都很惋惜她的病，都希望她的病能在北京治好。 　　不久朱师傅的妻子和儿子也一道来了。他妻子是位质朴的农村妇女。她随朱师傅叫我“梁老师”，而我称她“嫂子”，这在辈分上是颠倒的。其实我应叫她“弟妹”。但我不习惯那么叫她。而她呢，既然我称她“嫂子”，她似乎也就只有姑妄听之了。 　　朱师傅的儿子比朱霞小两岁，叫朱凡。朱凡是个清秀且聪明的农村小青年。比少年大不点儿那类青年。 　　朱师傅常替人们修自行车。朱凡从旁看了几次，会修了。遇有谁家的自行车坏了，推到门房外，请朱师傅修，倘若朱师傅没时间亲自修，便将“任务”交待给朱凡。往往还要严肃地叮嘱：“要认真修啊，不许对付！” 　　我曾对朱师傅说：“朱师傅，别不好意思，要收钱。” 　　朱师傅笑着说：“那哪儿行呢？那成什么事儿了呢？” 　　我也曾对朱凡说：“你爸不好意思收钱，你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要收！” 　　朱凡也和他父亲那么憨厚地笑，不吱声儿。 　　“朱霞，你收！” 　　朱霞也笑。 　　“嫂子，他们都不好意思，你出面收！在这一点上不必学雷锋，不必搞无偿服务！” 　　她同样憨厚地笑。 　　我也曾暗中对某些关系亲密者打招呼——“咱们都不要让人家朱师傅白修车啊！” 　　人们都说对。 　　其实街口就有修自行车的。但那修自行车的天一黑就收摊了。住在楼里的大人们或学生们，往往晚上了才想起自行车有毛病，怕影响第二天上班上学，于是只有求助于朱师傅。而朱师傅从来有求必应。即使自己没空儿，也是先应下来，让儿子修。尤其冬季的晚上，不能把自行车搬屋里修，只能将电灯拉到外边，冻手冻脚地修…… 　　这不给几元钱真是让人过意不去。 　　但据我所知，他们是从来不收钱的。非塞钱给他们，反而会搞得他们非常窘。 　　我妻子的自行车，我儿子的自行车，他们也不知贪黑给修过多少次了。 　　我们也只能送些东西，变相地表示感谢。 　　朱霞曾在北京住院治过病，厂里为此发起了募捐。或多或少，是一份心。总之几乎都捐了。捐的都很情愿。证明人们对朱师傅和他的一家都是很友善的。也证明朱师傅和他的一家，给人们的印象是非常良好的。 　　原本仅容得下一张床的传达室里间，四口之家是显然的，绝对的没法儿同住的。但这世上在一些人看来是显然的，绝对的事，在另外一些被逼到被推到那事前的人们，往往也就不那么显然不那么绝对了。正所谓事是死的，人是活的；生存空间是小的，人生活的心气儿却可以大一些。朱师傅捡了一张破木床，修修，将两张木床摞起来了，成了双层的床。又捡了一块板，晚上临睡前将下床接出一条。就这样，显然而又绝对解决不了的困难，似乎也就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朱霞和母亲每晚睡下床，睡得多么挤是可想而知的。朱凡睡上床。而朱师傅自己，则每晚在厂里到处找地方借宿。好在厂里有些供值班人员睡的床，一般情况下他借宿不会遭到拒绝。 　　现在，这一家四口的生活，主要靠朱师傅一人的微薄收入维持着。 　　但我从未见朱师傅愁眉苦脸过。 　　朱师傅另外还有没有收入呢？ 　　有是有的——四处捡些废物卖。 　　他清除七个垃圾通道时，常将易拉罐儿，塑料瓶眼细地挑出来攒着。我也常见他推了满满一车废物送往什么地方的废品站。 　　我曾听有人说：“嘿，又发了，也许卖不少钱呢！” 　　我不相信现而今谁靠捡废物卖会“发”。 　　倘真能，为什么我们城里人不也“发”一把呢？ 　　一个易拉罐儿几分钱，一斤废报几角钱，这我也是知道的。一车废物卖不了多少钱的。明摆着的事儿。 　　朱师傅挣的是城里人，尤其是北京人显然的，绝对的不愿挣的钱。也是显然地绝对地在靠诚实的劳动挣钱。 　　故我常将能卖钱的废物替朱师傅积攒了，亲自送给他。 　　有次我问：“怎么最近没见朱凡啊？” 　　他笑了，欣慰地说：“去学电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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