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醒(49)_梁晓声

四九

　　简直也可以说，这两口子在床上的思想交锋，大有做爱前戏的意味。他们在床上讨论和辩论过的事情、问题，几乎涉及了古今中外的方方面面。一对夫妇如果都不是喜欢思想的人，他们一辈子在床下说的话肯定比在床上说的话多得多。上床之后再缺少做爱的“节目”，其实同床而眠是顶没意思的，那真的还不如各睡一张床舒坦。倘只有一方是喜欢思想的人，那么这一方往往会将床笫当成了“百家讲坛”。而另一方要么终于有一天烦了，恨不得将对方一脚踹下床去；要么修炼出了一种真功夫，能将对方的喋喋不休当成催眠曲。只有夫妻双方都是像陶姮和沃克那样的人，床才不但是有性趣的地方而且是有兴趣的地方，才是值得宁肯多花点儿钱也要求一下品质的东西。

　　丈夫将双腿蜷曲了，搂抱着，侧脸低头看着她说：“我想听听你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总体看法。以前，我们在这方面交流得很少，我一直觉得你是像我一样热爱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现在我才了解，其实不是那样。说说吧，我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想听你的真实想法。”

　　丈夫的话说得很忧郁。表情也那样。

　　陶姮心里倏然一阵难过，几乎掉下泪来。她明白丈夫的话其实等于在说——亲爱的，留给我们能这样交流思想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啊！

　　她伸出了一只手，丈夫便也默默伸出一只手，让她握着。

　　她也温柔地看着他，苦笑一下，回味地说：“以前，我们不但在自己家的床上，而且在我们旅游时所住的酒店的床上、汽车旅馆的床上、乡间旅馆的床上，也说啊争啊地讨论过各种各样的问题，但从没在别人家的床上讨论过对不对？”

　　丈夫点了一下头。

　　她问：“亲爱的，你至今仍觉得那是些愉快的时光吗？”

　　丈夫又点了一下头，将她的手举到嘴边轻吻着；他快哭了。

　　她安慰道：“别哭，亲爱的……依我看来，传统的意思无非是说某种道统的传承，对于中国古代的文化思想。一次‘文化大革命’造成极大扫荡。‘文革’以后几乎全体中国人的头脑，都须经过一个排毒的过程，才能再装进新的与现代人的头脑相匹配的思想。有的人较快也较彻底地完成了排毒过程，当然也就较自觉地往头脑里装进了新思想。有的人的头脑里，早已被塞满了有害的思想，连脑壳骨都中毒了，整个大脑快变成一块有毒的结石了，哪儿那么容易装进什么新思想呢？而还有更多更多更多的人，头脑不是用来自己思想的，似乎天生就是用来供别人往里塞思想的器物。没谁天天月月年年像从前那样硬往他头脑里塞了，他的头脑似乎也就没什么用了，似乎只接受或产生一点儿能不使自己吃亏的小聪明小狡狯也就够了。如果还能使自己善于占便宜，在名利方面先下手为强，那他就会自认为是个智慧型的人。

　　厚黑学在以前是一种讽刺的文化现象，现在呢，似乎成了普遍的价值观，人人心照不宣，奉为广大神通的诀窍。所以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倒是也有些人士在传，但即使这些人士中，真信奉并且身体力行照着那么去做的又有几个呢？他们中某些人，一方面在电视中大谈君子近义小人近利，一方面趁机炒作自己。与某些出版社出版商那种既同谋又在版税方面贪欲十足的劲头，比他们所谓的小人更近利忘义甚而根本不义。亲爱的，作为中华民族的女儿，我陶姮有何德何能，竟敢蔑视我们几千年以来丰厚无比的文化思想呢？我并不赞成鲁迅们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视若粪土的态度，我也做不到像王观堂那样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去殉身。我所无比敬爱的，其实是蔡元培、胡适、李大钊、陈独秀们那样一些历史人物。

　　蔡元培、陈独秀们，早年是组织过‘四不会’的，就是不吸大烟、不酗酒、不赌博、不嫖妓。我猜想，他们小时候即使没读过《弟子规》，肯定也有师长们用《弟子规》从小教诲过他们。而陈独秀们，后来还将‘四不会’更名为‘八不会’，对自己德行的要求更多更严了。像陈独秀和李大钊这样的人物，他们既是倡导变革的革命者，又是按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所推崇的‘士’的风范要求自己的君子型人物。他们可不是那种乱世枭雄式的革命者。但亲爱的，我对中国近代史的真相了解得更多一些之后，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他们，简直不能不被他们的人格魅力所折服啊！最主要的，他们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又都是民主主义者。民主主义在当年不就是新思想吗？所以他们当年又都是些以火一样的热情拥抱新思想的人。

　　蔡元培病逝后，傅斯年说：蔡元培先生实在代表两种伟大文化。一曰，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曰，西欧自由博爱之理想。此两种文化，具其一难，兼备尤不可觏。先生殁后，此两种文化，在中国之气象已亡矣！而蔡元培说：‘近代学者人格之美，莫如陈独秀！’他又说胡适‘旧学邃密，新知深沉’。还有人说，胡适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发展过程中，继往开来的一位伟大的书生，一位启蒙大师。陈独秀呢，他是这样评价李大钊的：‘从外表上看，守常是一位好好先生，像个教私塾的人；从实质上看，他生平的言行，诚如日月之经天，江河之行地，光明磊落，肝胆照人。’而陈铭则如此评价陈独秀：‘谤积丘山，志吞江海，下开百劫，世负斯人！’啊，中国当年还有一位人物卢作孚，是上海也是全中国全世界最清贫的银行家，梁漱溟说他：‘胸怀高旷，公而忘私，为而不有，庶几乎可比于古之贤哲焉。’他们都是被传统文化思想化到了灵魂深处的人，也都是西方现代文化思想的播种者……

　　亲爱的，我说了这么多，其实是想嘱咐你，我死后，你不要像以前那样，再轻易发表一些关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文章了。比起我来，你还是不太了解中国的。占世界人口将近五分之一的一个国家，一直缺乏当代的文化思想力怎么行呢？没有新的，才只能祭起古代的。古代的再好，也不能靠它来当盾，企图阻挡新的。这是很可笑的，是文化思想方面的懦夫行径。与当年的蔡元培们相比，实在是虚伪。所以，作为我的丈夫，你不要由于看不透这一点而跟着瞎起哄。孔子解决不了中国的什么实际问题，仅仅靠《弟子规》也不能为中国造出一代新人。”

　　丈夫孩子似的哭了起来。

　　这时，窗外忽然呈现了满夜空的礼花。

　　几分钟后，夫妇二人出现在王福至和大力面前，奇怪地问他俩礼花为何而放。

　　那两位爷都舒舒服服地仰坐在竹躺椅上，各自手持蒲扇，边看电视，边用蒲扇啪啪地打蚊子。另一只手也没闲着，不时从托盘里抓起瓜子嗑。嘴也够忙的，还抽空儿发表几句评论。

　　两位爷看的是《非诚勿扰》。

　　王福至说，礼花是另一个村“同志村”的人家放的，证明那一户人家明天要为儿子办喜事了。说我们这地方还没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东一户西一户，住得特别分散。农村又不时兴送请柬，买请柬那不还得破费几个钱吗？为办喜事多破费几个钱现在的农民倒也不在乎，主要是觉得挨家挨户地送太麻烦，骑着摩托也得送一天。而且呢，不打算参加的，你不晓得偏将请柬送上门去，那双方是多么尴尬？一心想要喝你家喜酒的，若又偏偏没将请柬送到，人家不挑理才怪呢！头天晚上放礼花就很好，方圆十几里内是个人就看得到。喜事放礼花，丧事放鞭炮。看到的听到的，互相一打听一告诉都知道了。不单独请谁，也就没有远近亲疏的关系区别。广而告之，一视同仁，愿者自往。不至于得罪谁家，也不至使哪一户认为是被勉强，办事的人家显得多么自尊自重。放礼花放鞭炮也有讲究，如果只放十几分钟，那就是一种小操小办的声明，仅限于对本村人的广告，外村的亲朋好友，若有忙事不去，那也是能被理解的。若一放半个多小时一个来小时，那就是一种大操大办的声明了，外村的亲朋好友，再忙每家也得派出一名代表去参加的。居然没代表人物到场，一般性的理由可就解释不过去了……

　　王福至虽然说得很详细了，陶姮和丈夫心中还是难免生出一个大的疑惑。两口子交换了一下眼色，陶姮对丈夫嘀咕了几句，由沃克将他俩那个共同的疑惑问了出来：“那个村，为什么叫‘同志村’呢？”

　　大力为他俩解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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