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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
的的确确，姚副经理乃庸常之辈。他被推到中方法人代表的位置上，纯粹是某些操权握柄之人赐给他的人情，为了一次性地犒赏他多年来在他们身上的投资。和韩德宝当初在那一家小小的木材加工厂，被从一个出料工提拔到办公室充当一个秘书的角色性质是一样的。在“昭和”的初创时期，姚副经理尤其显得是一个庸常之辈。不，何止是一个庸常之辈，简直就是一个无能之辈。石根先生当初对他的无能的容忍，实在地是出于无奈。当初几乎没有一项难办的事是靠了他才办成的。当初他更像一个职业食客。唯一常做的事，无非就是以中方法人代表的特殊身份，陪着各方各面的人们吃吃喝喝罢了。只在这一点上，他表现得还算到位。与他相比，韩德宝当初要鞠躬尽瘁得多。只差没死而后已了。姑且不论他为“昭和”坐过多少次冷板凳，吃过多少次闭门羹，受过多少次冷眼和倨傲无礼的慢待…… 　　然而自从“昭和”的产品在中国市场打开销售局面以后，情况渐渐发生逆转。首先是“昭和”在这座城市里要达到的种种商业目的，实现起来容易了，有的时侯，某些人们甚至乐于主动为它疏通关节，开亮绿灯。因为“昭和”每年已经有了一笔固定的，数目可观的“公关经费”，这一笔固定的，数目可观的“公关经费”，又定期地变成为某些中国人的“灰色收入”。一个没有“公关经费”或舍不得固定一笔钱作为“公关经费”的企业，无论它是个体的还是集体的或国有的，也无论它是合资的还是独资的，都是休想“搞活”起来的。石根先生明白了这一“中国特色”的规律以后，脑筋开窍了，在“公关”支出方面也大方多了…… 　　按理说，“公关经费”应由韩德宝这个“公关部主任”支配运用，但姚副经理将这笔钱控制住了。实际上可由韩德宝支配运用的，也不过就是十分之二三而已。两人之间曾展开过激烈的明争暗斗，结果以姚副经理批准，韩德宝使用告终。其实等于还是控制在姚副经理手中。韩德宝曾向石根先生诉过苦，石根先生没明确表过什么态。只以教诲的口吻，说了些希望他以“昭和”利益为重，与副经理搞好团结的话。石根先生自有想法──两个中国人之间相互制约着也好，岂不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公关经费”落入他们个人腰包么？倒无须他自己时时对他们双方都瞪大监督的眼睛了。石根先生在中国很快地就掌握了一套怎样利用中国人制约中国人监督中国人的经验。 　　当姚副经理的手是一只批钱更是一只买单的手以后，他由原先的一个庸常之辈变成一个似乎办事能力极强的人了。变成一个社会公关网中“路路通”式的人物了。有时一个电话，事情就顺利圆满地解决了。而且，从来也没像当初韩德宝办事一样，坐冷板凳吃闭门羹受冷眼受慢待……… 　　倒是韩德宝这个所谓“公关部主任”仿佛变成一个客串角色，甚至一个虚设的角色。近二三年内，他像当初的姚副经理了，像一个职业食客了。唯一常做的事，也无非就是陪着各方各面的人们吃吃喝喝罢了。而他却耽于他那一种虚幻的良好的自我感觉，从来也没清醒地意识到，对于“昭和”，他已很久没有什么新贡献和新功劳，不过在吃着往日的老本儿…… 　　石根先生不允许一个雇员，尤其一个中方雇员，在他投资兴办并任董事长的企业里吃什么老本儿的。是所谓功臣也不行。他在回国之前对他的儿子交代──看来韩德宝是没有什么可以再重用或再利用为“昭和”效忠的价值了，石根先生认为，这个中国小子的全部的能力，在“昭和”初创阶段早已耗尽了。如今一个能靠跑断腿磨破嘴才办得成事的中国人，对于“昭和”已完全是一个多余的人了。而“昭和”不是慈善机构…… 　　松井健茨对韩德宝暗暗考察了一段日子，完全同意他老爸的结论。如果没有发生以后那些令他恼怒的事，他会打发韩德宝到一个活儿相对轻些的车间去当工人的。然而那些令他恼怒的事毕竟发生了…… 　　韩德宝被“昭和”解雇了。向他宣告的当然不是松井健茨本人，当然也不是姚副经理，而是由姚副经理从车间调到公关部的一个妖娆的一向喜欢穿紧身衣裤的女孩儿，桌上当时有一个信封，她用指甲染了丹红的细长的手指，将信封向他推过去。她说信封里是六百元钱。她还低声说，“昭和”限他最迟一个月内交出住房。她说时脸上似乎流露着几分对他的恻隐…… 　　他发呆几分钟，一转身冲出去…… 　　他没敲门就闯入了经理办公室──然而他并没有提出抗议，他给松井健茨跪下了，双手搂抱住对方的一条腿，仰脸可怜兮兮地望着对方，哭泣着，哀求着…… 　　松井健茨并非一个傻瓜。他已开始意识到，跪在他面前双手紧紧楼抱住他一条腿的这个中国人，哭泣着哀求着他的这个中国人，看来显然是受了他的同胞们合谋在一起的陷害了。但是他丝毫也不想改变他的决定。相反，他甚至厌恶对方鄙视对方了。同时，一个一向在“昭和”趾高气扬、踌躇满志，俨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什么人物似的中国小子，竟跪在了他面前，使他心理上非常快感。他的一句话，就使这中国小子对自己未来生活的一切憧憬一切野心归于幻逝，这样的一个事实，这样的一种权威，使他心理上不但非常快感，而且非常满足，非常得意，毁灭也是足以给造成毁灭的人带来自信的激情的。尤其当被毁灭的是另一个人的全部生活的时候…… 　　既然这个与他年龄不相上下的中国小子，和中方的法人代表之间营营苟苟到了不能在“昭和”和平共处的地步，那么他没有任何理由为了一个中方雇员而向中方法人施加压力。尽管他多少也有点儿可怜对方，但最终还是厌恶和鄙视占了上风…… 　　他用力挣脱了自己被紧紧搂抱住的那条腿，缓缓举起手臂，朝门一指，冷冰冰地说出一个字是──“滚……” 　　韩德宝又冲入了姚副经理的办公室──姚副经理不在。姚副经理躲入厕所里去了…… 　　于是，半个多月以来，他在这一座城市里，变成了一条没有人愿意收养的狗。这座城市教育他──像他这样文化水平不高，一无专长也无任何社会背景的人，要谋到另一份职竟是那么的难。当然，挣口饭吃的杂活还是有得干的。但是这一个曾自认为是中国“白领阶级”之一员的人，却早已丧失掉了干辛苦活的本能和特殊身心…… 　　撇开文化不文化专长不专长的不谈，他四处寄信的事，尤其使一些单位的头头脑脑们对他望而生畏，避之唯恐不及，拒之唯恐不坚…… 　　他于绝境中想到了他当年的恩人那位导演。他厚着脸皮去找人家。人家透过门上的“猫眼”看清楚是他，连门都设给他开。只冷冷地说从不记得认识过他这么个人。想想看吧，姚副经理毕竟是人家妻子的表兄啊！人家不臭骂他一通，就实在是够有涵养的了…… 　　他向石根先生发去了一封加急电报求援。石根先生给他回了一封短信，用他自己曾说过的话提醒他“昭和”的至高原则──董事长不在，总经理就是“绝对权威”。并引用一句中国话──理解的要服从，不理解的也要服从。言外之意是“绝对权威”的权威，是需要“绝对”加以维护的。是需要有人为之作出牺牲的。即使那一种牺牲是无辜的、何况他并不完全无辜……他把那封信撕得粉碎。一边撕一边歇斯底里爆发地大骂：“老日本鬼子我操死你全家！……” 　　走投无路之下，他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他当年天天盼着有机会离开的那一家小小的木材加工厂。却不过是又多受了一次冷眼多听了一些奚落和讥讽，他自认为是中国的“白领阶级”之一员后，并没常去和他当年的呵护者们进行感情交往。也根本忘了感激他们…… 　　“天亮了，起来吧！” 　　他睁开了眼睛，见他漂亮的妻子坐在床边，含情脉脉地俯视着他。 　　“你今天不去上班！” 　　“晚一点儿没什么……儿子呢？” 　　“上学去了呗！” 　　“你怎么还不去上班？” 　　“我……我怕你是病了，你在发烧……” 　　妻子温柔地伏在他身上，和他脸贴着脸，对他显出无限的偎爱。 　　“原谅我，我不该对你那样……” 　　妻的小手捂住了他的嘴…… 　　“给咱们的儿子，把名改过来吧。别再叫韩敏太郎了。” 　　“听你的。” 　　“我爱你。很爱很爱，尤其这会儿………” 　　“我永远是你的第二小宝贝，小心肝儿……” 　　妻妩媚百种，轻轻地吻他…… 　　而他顺势将她扯上了床。 　　“别嘛，昨天晚上不是才……” 　　妻娇羞地半推半就…… 　　“我还要……” 　　他将他的妻子搂紧得快要窒息了。他恨不得将她搂入到自己的胸膛里去。似乎只有那样，才能放心地感到她还是他的女人，将永远是他的女人…… 　　“这刀多少钱？” 　　“三十元。真正的蒙古刀，瞧这刀锋，快得刮胡子都可以了……” 　　他并没讨价还价，买下了它。 　　在那一天以后的一段日子里，在中国的这一座城市和日本东京附近的一个小市里，分别有一个日本男人和两个中国男人的尸体被送到火葬场焚化了。那个日本男人和其中的一个中国男人，都是三十多岁的男人。都有一个温馨幸福的小家庭。他们的妻子都是他们的爱妻。他们的儿子都是他们的娇子。另一个中国男人自然是姚副经理…… 　　中国和日本的几家小报，分别对此作了些渲染性的，以图取媚读者的报导。一个时期，成为中日两国某些市民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谈资，但不久也就如一阵风似的，从普通的人们的头脑中刮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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