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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二


  她对“大姐”动辄叫自己“宝贝儿”,已经不再反感,而变得非常乐意地认可了。

  由于胡雪玫的“加盟”,受益最大的还不是肖冬梅,而是李建国。

  自从肖冬梅被胡雪玫接走,李建国就没睡过一夜安稳觉。仿佛一个作案犯科的坏人,提心吊胆于哪一天法网恢恢从头上罩下来。

  他曾问肖冬云:“冬梅为什么突然又到她那位‘大姐’那儿去了呢?”

  肖冬云的回答是:“我哪儿知道。我都快不是她姐了!”

  “她临走没跟你说什么吧?”

  “连告诉我一下都没有。”

  “她……你……你没觉得她有什么反常吧?”

  肖冬云被问烦了,就没好气地说:“我觉得她很反常!”

  结果他做贼心虚地不敢再问。

  他怕肖冬梅找个借口离开“疗养院”,为的是可以在外边的什么地方自杀。他几次梦见肖冬梅自杀了,而他被公安机关带去认尸,接着受审……

  肖冬梅终于又回到了“疗养院”,他才不再做那样的梦。

  但他又怕肖冬梅哪一天当众呕吐,之后当众指着他说:“李建国使我怀了孕!”

  这一种不安,成了他心口的痛。倘肖冬梅不拿好眼色看他,痛得就分外剧烈。而自从肖冬梅回到“疗养院”,就没拿好眼色看过他一次。他心口的痛也就几乎成了顽症。他一路上有时随着胡雪玫引吭高歌,或听胡雪玫讲了一段什么笑话以后过分夸张地哈哈大笑,那纯粹是一种自疗的方式,好比颈肩病人以疼麻的部位去抵磨树杈。

  有一天下了火车出站时,别人们走在前边,胡雪玫叫住了他。

  她板着脸问:“你怎么一点儿礼貌都不懂?不替校长拎皮箱!”

  他就默默替她拎起了皮箱。

  她将一只手袋也拾在他肩上了,自己空着手走在他身旁。

  李建国说:“这不好吧校长?”

  她白了他一眼,反问:“怎么不好?”

  李建国说:“自己拎着这只手袋,也累不着你。”

  她说:“你怎么知道累不着我?给你机会为我服点儿务,是瞧得起你。我怎么不给赵卫东这种机会?不喜欢他!”

  李建国说:“校长,那你也别喜欢我得啦!还是一碗水端平,也赐给赵卫东一次为您服点儿务的机会吧!”

  她站住了,瞪着他说:“别跟我耍贫嘴,你对我的宝贝儿干了些什么,当我不知道?她原原本本地告诉我了!”

  李建国也不由得站住,脸顿时白了,脑门儿上出了一片大汗珠儿。

  她笑了,又说:“不过你也不必惴惴不安的。我已经给她吃过事后避孕的药了。跟事前吃一样万无一失。你也不必一路上再偷偷打量她的肚子了,她的肚子绝对不会大起来的。我是看你担惊受怕怪可怜的,才给你也吃一颗定心丸儿……”

  李建国感激之情难说难表,脸色由白转红,嘿嘿傻笑不已。

  那之后,他才真正地“旅途快乐”起来。并且,任劳任怨地充当胡雪玫的仆从……

  半个多月以后,确切地说,是在第十八天接近中午的时分,一行七人终于到达了四名红卫兵三十几年前离开的那一座县城。

  之前,县里的,不,市里的领导,专门为此事召开了一次常委扩大会议,并请几位政协委员、人大代表以及几位名流贤达共同商讨之——那县城现已改成了地级市。规模拓展了十几倍,人口已近百万了。

  市长和市委书记认为,这么一档子事儿降临本市,市里任何方面都不做出一点儿反应,置若罔闻,也不行啊!可该以什么样的姿态做出反应,又拿不准原则性。所以想听听各方面的意见。

  有人自然首先想到了一定要与“上边”保持一致,不可自行其是,于是问省里是否有指示。

  市委书记说:指示省里是有的。不过太含糊了,只一句话——酌情灵活对待。

  于是有人说,态度已经包含在这句话里了嘛,以平常心对待就是了嘛!

  于是有人说,什么叫“以平常心对待”呀,这话就不含糊?含糊得等于没说。有兄弟省民政部门的同志带队,一位还是处长,没人出面接待成何体统?

  有人建议由本市民政局长出面接待,市长和市委书记哪一位可以陪着吃顿接风饭。

  此建议无人反对,当即采纳,记录在案。

  又有人建议应该举行个欢迎仪式。

  立刻有人强烈反对——对红卫兵,欢的什么迎啊?!他们还光荣啦?!

  于是有人反对,反对者说凡事头脑都要灵活点儿嘛!说三十几年前的人活了,又是四名红卫兵,这也非是寻常事啊!总是要新闻公开的吧?多具轰动性的新闻啊!与本市发生了密不可分的关系,是本市的幸运啊!省里不是也指示要“灵活对待”吗?利用这件事,合理炒作新闻,定能一举大大提高本市的知名度啊!知名度提高了,不是也有利于发展旅游业,有利于招商引资,有利于经济文化的发展吗?发展不是硬道理吗?

  于是有人提出,起码应调查调查,四名红卫兵三十几年前“文革”中有什么严重的劣迹没有?若有,不但欢迎会不能开,恐怕还要借此事在宣传上彻底批判“文革”,倡导“安定团结”……

  政协委员中,有一位是三十几年前一中的学生,现任校长。而且是赵卫东的同班同学。对肖冬云姐妹和李建国也自言曾特别熟悉。他介绍情况说:肖冬云姐妹俩是一中老校长的女儿,当年都是很可爱的女孩子,“文革”中不曾做过任何伤害别人的事。这一点他可以拿人格担保。说李建国是三十几年前老县长的小儿子,“文革”中跟随别的红卫兵抄过几次家,听说还扇过当年的教育局长一耳光。但他那样,显然是由于父亲成了“走资派”,因而急于证明自己的“革命”性。此外再没听说有什么更为严重的劣迹。三十几年过去了,原谅了吧!谈到赵卫东,他反而话少了,出言谨慎了。众人以为赵卫东一定是打砸抢分子了,要求他只管如实讲,别有任何顾虑。如实讲了,大家的意见才好统一嘛!

  他说大家误解了,赵卫东“文革”中并无打砸抢之恶劣行径。他觉得不便说,乃因他与赵卫东当年有点儿情敌的关系,都是肖冬云的暗恋者。都企图俘虏她的芳心。他是怕评价之词一个用得不当,有忌妒之嫌,授人以柄。

  他说他对赵卫东的总体印象其实一句话就可以概括——一个善于将自己层层包缠起来的人。没有朋友。对任何事从不发表看法。“文革”中不知为什么特别活跃了,但也仅仅表现在思想言论上罢了……

  之后众人又经过了一番讨论、辩论,最终达成一致意见——欢迎!大张旗鼓地开动本市宣传机器,不过要在“科技强国”方面做绵绣文章——克隆羊算什么呀?我们把三十几年前的人都救活了,我们中国人已经站在生命科学的最前沿了呀!这是“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之一啊!

  于是有一位诗人当即成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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