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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
他说完这句话，竟也有点儿窘起来。仿佛有失礼貌的一方是自己似的。他暗自觉得，“没什么”三个字，恰恰证明了他挺在乎她的哈欠似的。并且，他是那么的奇怪——这三十几年前的小女红卫兵，倘若对“现代修正主义”不复存在了，以及怎样解体了的过程都不追问究竟，不感兴趣到了对面打哈欠的地步，那么她到底对这世界上三十几年中发生了的什么事感兴趣呢？ 　　两人相互歉意地笑笑，一时无话。 　　“老院长”交谈的热情降温了。进而索然了。 　　肖冬梅看出了这一点。 　　她说：“再讲讲吧。您刚才讲到那个叶什么解救了那个戈什么……” 　　其实她交谈的热情也降温了。也觉得索然了。所以她说完违心的话后，脸红了。她感到怪对不住眼面前这一位可敬长者的交谈热情的。她暗暗谴责自己——三十几年前，“美帝”和“苏修”，可是中国的两大敌人啊！其中之一如今不复存在了，你怎么都不想听听它是怎么解体的呢？何况，“老院长”他讲得多简明，一点儿都不啰唆！你却被枕头底下那一本自己不该看的书吸去了魂似的，你已变得多么的不可救药了啊！ 　　即使她不脸红，“老院长”也看出了她是怎么回事儿。 　　他起身道：“我看你还没睡够。再睡一会儿吧。充足的睡眠，能使你的身体尽快地健康起来。” 　　这话正中肖冬梅下怀，她装出特别乖特别服从的模样点了点头。 　　“老院长”走到门口站住了，转身回望着她说：“我没忘了什么东西吧？” 　　肖冬梅眨眨眼睛，肯定地回答：“没有呀！” 　　他寻思着又说：“我怎么觉着，忘了什么东西呢？” 　　肖冬梅煞有介事地这儿瞧瞧，那儿望望，还掀起被单抖了抖，然后调皮地说：“您就是有什么东西忘在我这儿了，我还能昧下吗？” 　　“老院长”笑了：“我可没那么想。” 　　他刚一出门，肖冬梅就光着脚跳到地上，三步两步跑去将门插上了。她没立刻就回到床上。她站在床边，拿起枕头拍得更松软些，先竖着放了，预备靠着。紧接着改变了主意，认为还是枕着舒服，便又平放了。头一挨枕，一只手就同时伸向枕下，摸出了那一本仿佛偷来的书。那书的封面上，赫然印着两行黑体字是——“连年走红作家；惊世骇俗之著。”“走红”一词，她已经明白是什么意思了。流落于城市的那两天里，她听别人在谈论“大姐”时说过“走红”一词。只不过前边加上一个字是“曾”…… 　　“从星期五的下午，我无时无刻不在想象自己和他疯狂做爱。想象他持久的，强奸我似的蛮干，带给我一次比一次痛快的高潮。我想象着我自己怎样在他之下尖叫，咬他……这一种想象使我沉迷不能自拔……” 　　那小说便是这样开篇的。 　　三十几年前的初一小女红卫兵，顿时看得血脉贲张，全身火热，连呼吸也不由自主地屏住了…… 　　她更加放不下那一本小说了…… 　　整个上午，另外三名红卫兵也没出过各自的房门。 　　他们处于“洗脑”阶段。这是救护他们活下来，并使他们成为新人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步骤。如果不能使他们成为新人，也就是与2001年的时代主流思想合拍的人；或者反过来说，如果不能从他们的头脑中洗涤掉三十几年前的红卫兵思想，那么“疗养院”里他们以外的每一个人，就都会不同程度地认为，自己的人道主义责任和义务其实只完成了一半。严格地要求，甚至也可以说是失败了。好比虽救活了人的命，被救活的人却成了精神病患者、白痴甚至也许会对社会有危害的人。当然身负责任和义务的人们并不那么的天真，并不认为在短短的九天或再多一些的天数里，自己能通过什么有效的方式，使他们的“中国病人”们的头脑焕然一新，完全没有了三十几年前的红卫兵思想。不，他们并不这么幼稚。所采取的也非是强迫的方式。他们只不过为另外三名红卫兵的房间里重新配备了电视机，影碟录放机，书刊画册，以及全国各地十几种大报小报。还有电脑。 　　开了一次核心成员会议。会上讨论得很热烈。甚至时时发生激烈的争辩。 　　有人说为他们每人的房间里配备一台电视机不算过分，但还要配备影碟录放机的话，则就未免太那个了吧？ 　　“老院长”倒显得特别开通。他说录放机那东西不是降价了吗？便宜的不才几百元吗？该花的那就得花。只要我们能做到，就应使他们尽快地熟悉新事物。 　　反对者说，那不是也得替他们收集一批影碟了吗？ 　　支持“老院长”的人说影碟更便宜了，盗版的十元钱能买三四盘。 　　反对者又说，盗版影碟里污七八糟的内容太多了，总不能为他们成立一个审查小组吧？ 　　“老院长”不爱听了，也不耐烦了。一锤定音地说：“别争了。我亲自审查。” 　　支持他的人不失时机地进言道：“其实，也应该让他们从电视里看到香港台。天线设备好解决，包在我身上了！” 　　“老院长”也不征求别人的看法了，“官僚主义”地批准道：“当然！香港已经回归了嘛！那就由你去解决！” 　　配备电脑的提议尤其遭到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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