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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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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元对中国的统治仅仅八十九年而已。他觉得八十九似乎是一个诡异之数。因为他知道,在中国人的观念中,九是天数,乃大吉之数。而你元朝对中国的统治,就差一年就能达到九十年了,偏偏就没让你达到,偏偏就让你近于九而又止于九,这岂不也意味着是某种天意吗?而这种天意,是否还意味着是给不善绥靖的统治者的一点儿颜色呢?相比而言,他对清朝早期皇帝对中国的统治,那还是较为佩服的。因为后者们在征服以后,显然十分善于绥靖,而且开创了“以汉治汉”的高招。不拘一格,利用汉族中的精英统治汉人,而清王朝仅仅统治精英汉人,不但允许而且刺激他们参加科举,中了榜就可以封官,干得好还可以当大官,委以重任。统治一个民族的一小撮精英,那不是比统治一个世界上人口最众多的民族省力多了吗?统治方式也简单多了,统治成本也小多了啊! 清王朝二百六十七年中,汉族精英分子个个都想当官出人头地想得多急迫啊,为异族皇室当官也当得多来劲儿多忠心耿耿啊,替大清王朝的长治久安出主意想办法,谏言献策,一个个又是多么积极啊!不是有时候遭到贬斥甚至革职查办的冤枉也无怨无悔吗?若非深谙绥靖之道,一个人数加起来不足汉中国人百分之一的异族,何来二百六十七年之久的统治期呢?至于清朝的亡,他认为那也是天意。以百分之一的少数而统治百分之九十九的多数,二百六十七年够悠久的了。天道有定数!同时,老鬼子还从中国历史中发现了一种深刻的统治规律,那就是单靠武力镇压不行,加上绥靖配合也不行,还须懂得变革之道。唯变革之道,能使一个故步自封的老王朝重新焕发生机。 清王朝当然也是亡在忽视这一点上。从中国早期革命志士同盟会人士以及后来孙中山们的革命口号之中,他总结出了更加深刻的规律,那就是——憎恨异族统治的种子,很难在被统治国的一切人心中连根拔掉。同盟会人士们也罢,孙中山们也罢,他们所提出的革命口号,第一条不就是“驱逐鞑虏”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头两个字不也是“民族”吗?在中国为什么会出现同盟会人士和孙中山们一派革命党呢?还不是因为他们出过国,亲眼看到了别国不同于自己国家的先进情况吗?即使他们要革命,实行剪辫子时,些个是汉族的中国人,不是也双手护住后脑,哭哭啼啼地哀求别剪吗?说明什么呢?说明最高超的统治,是千万勿许被统治的人们看到世界别国的变化。而闭关锁国,其实本不失为统治良策,在一个国家内部足可实现更长久的统治内循环。清王室的愚蠢不在于他们闭关锁国的统治术不对,而错在他们以往连自己也不往外走走、全世界到处看看,别国的科技引进引进,自己的落后改良改良。结果错过机会,想开始改良也晚了,被革命抢在了改良前边。 一名大佐,也就是团级军官,却为他们日本在中国的占领研究中国近、古代史,而且还考虑了那么多问题,简直使人不得不承认他有思想、有主张了。 他自己当然是这么认为了。并且引以为荣,却从不当人自诩。很客观地讲,在日军中,在官阶不相上下的军官中,他是个很低调的人。又矜持又低调,要求自己不论在荣辱的情况之下,都应踏踏实实、任劳任怨,不计较任何条件地为大日本帝国的侵华战争服务。 他居然给天皇写下了一封万言书。在那万言书中,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毫无保留地汇报了自己在对华战争中的心得体会,献策多多,其中最主要、他自己认为也最重要的两条是:武力征服与绥靖政策交替使用;一旦全面占领中国,随之要采取清王朝闭关锁国的统治术,不许中国的精英人士以及大小知识分子跨出国门,连商人也不许。通过闭关锁国将中国全国人的思想闷死,最好是使他们的头脑根本丧失了产生新思想、活思想的能力。 进言之,要通过奴化教育使中国人的大脑退化。适当时期,也可考虑让某些中国人出国见见世面,而出国的名目只能是留学,并且只能到日本去留学,那他们所见的世面,也就只不过是大日本帝国的世面了。而大日本帝国,正可以通过他们之留学诉求,对他们进行洗脑,进一步强化他们的亲日思维。如果一代一代的中国精英和大小知识分子,都先后成了由衷的亲日人士,那么就不必太担心中国普通老百姓如何统治了。依他的眼看来,中国老百姓虽然是世界上人数最为众多的,却也是最容易统治的。只要能使他们吃得半饱,日子好歹过得下去,他们才不管是什么人在统治他们呢! 何况,还有一批被大日本帝国洗脑过的、变成了由衷亲日人士的中国精英帮着统治,大小亲日中国知识分子帮着维稳,大日本帝国对古老中国的统治岂不是将比清朝的统治长久多了?往少了说也将会是清王朝统治时期的两倍、六百多年啊!那么,有地广物博的中国作为大日本帝国突飞猛进地发展的巨大仓库,大日本帝国遂成世界上第一强大的帝国,令世界一切国家望尘莫及,怯于威慑,服服帖帖唯恐不及——这一远大目标一定会实现,必然会实现…… 不过池田老鬼子并未发出,仅给军中极少他所尊敬的人看过。而他所尊敬的人,当然非是头脑简单的赳赳武夫,是和他一样有思想或曰有侵略思想的人。他打算等他真的将这一座由自己攻占并守卫的县城改变为一座亲日模范县城,总结出了一套成熟的经验以后再发出。日军中那些有侵略思想的人看过信后,都表示赞同和钦佩,认为他写出了他们大家共同的思想。他的副官也有幸拜读了那封信。虽然他从不认为他的副官是有什么思想的人,但也正因为如此,他让副官看了那封信,目的是为了使副官学得有一点儿思想。副官究竟从信中汲取了多少思想无人知晓,从此对他更加崇拜却是事实。 汉奸特务、密探们难以将每一个有仇日心理的人全都从县城里“挖”出来,于是只得做表面文章应付池田老鬼子。他们逼迫商人们捐款,将“集资”所得瓜分了一部分,用剩下的一部分买了多匹白布,再迫使一些人赶制成了百余面“膏药旗”。县城里也没有一家布料染印坊,所以“膏药旗”上的“红膏药”,只不过是用低劣颜料画上去的。特务、密探们将“膏药旗”一面面发给临街的人家、店铺,威吓必须悬挂。敢有领到了而不悬挂者,按仇日分子论处。他们还振振有词,说不收一文钱白给的也不挂,那不是成心与皇军为敌吗?人们不敢不挂啊,就或高或低地都挂了。于是县城里的主要街道,一眼望去,两侧处处悬垂着“膏药旗”了。 特务、密探又忽悠池田老鬼子,说经过他们一番番努力又辛苦的肃清,有些仇日分子被铲除了;有些悔过了,愿意做亲日良民了;有些则侥幸逃出了县城,大约以后也不敢轻易回来了。总而言之一句话,现在的县城,接近是一座亲日的模范县城了,家家户户主动自觉地挂出了大日本帝国的国旗便是证明。 池田老鬼子听了汇报挺高兴,确定了一个日子,要亲自巡视县城。 天有不测风云。头天晚上,乌云堆墨,电闪雷鸣,下了足足三个来小时的瓢泼大雨。大雨一下起来,挂出“膏药旗”的人家和店铺忙碌了。都知道第二天上午池田老鬼子要巡视,于是都找长竹竿,没有的冒着大雨四处借。借到谁家,谁家立刻就猜到了他们的打算,心照不宣地赶快相给。自家也没有的,打发孩子冒雨帮着借。于是,每一面挑着“膏药旗”的竹竿都换成了或接成了长长的,起码要长得足以探出房檐,使“膏药旗”能被大雨淋到。 雨过天晴。第二天上午的县城,像是被雨水洗了一遍,空气清新,每一扇窗都刚擦过似的,明亮亮的。石片路面也被雨水冲得干干净净的,每一条石缝都仿佛被清理过了。只这里那里,堆着一堆堆被冲拢的垃圾,连一堆堆垃圾看去也像是洗过后才堆在那儿的。 有人敲着铜锣边走边喊:“今天皇军要巡视啰,快将垃圾扫起来哟,给皇军一份大大的高兴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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