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9)_梁晓声

九

　　韩成贵说：“藤野他是个恶魔，我当然不能说半句冲撞他的话。那不是火上浇油也成心找死吗？咱们全村人的死活还不全凭他一句话？我得对大家的性命负责，所以那也得可怜兮兮地求他饶了柱儿。如果他喝我跪下，我也得乖乖跪下，不跪行吗？如果他让我替他擦靴子，那我也得乖乖地替他擦靴子。如果我都那样了他还不饶柱儿，那我只得说，我愿用我的命换柱儿的命，烧死我吧！”

　　他说得悲壮，一时眼泪汪汪的了。

　　韩大娘说：“行了。你的话解开我心里的疙瘩了，我信，成贵，你心里以后也不许存什么疙瘩，啊。”

　　韩成贵刚点一下头，韩柱儿却大声道：“我宁肯被活活烧死，也不愿被人像王文琪那么下贱地救了条命！我心里还存着疙瘩解不开呢！哪天把小日本从咱们中国的地面上彻底赶跑，咱中国人说起抗日时期的事，有无数不怕死的是英雄的中国人，值得称颂，我听着脸往哪儿搁？还不如干脆被烧死算了！”

　　韩成贵指着他大吼：“我揍你！捡了一条命不知庆幸，这会儿还说不识好歹的话！想当英雄，那也得看当得值不值！”

　　韩柱儿据理力争地说：“怎么叫值？怎么又叫不值？给中国人做出个不怕死的榜样，我认为就值！”

　　韩大娘也指着孙子教训：“你被活活烧死了，那奶奶还活得成吗？你老老实实闭上嘴，不许再说话！还说些浑话，别怪我真叫你舅爷揍你！”

　　其他男人们也都批评韩柱儿的话不在理。也都认为他没被活活烧死确实是万幸，是万幸那首先就应该谢天谢地。

　　韩大娘不坐着了，站起来，迈着双小脚缓缓走到孙子那儿，向孙子俯身又说：“柱儿，你看着我。”

　　韩柱儿有些不情愿，别别扭扭的，最终还是不得不看着他奶奶了。

　　韩大娘语重心长地说：“你给我牢记住，你的命是王文琪救下来的。只谢天谢地不行，他是你的救命恩人，所以也是咱们韩家的大恩人！他救了你的命那也等于救了奶奶的命，如果他大难不死，以后你一定要替咱们报答于他！就这话，现在我要你当着叔叔大爷们的面，发誓你牢记住了！”

　　韩大娘的话说得动容，几个大男人也都听得动容，一个个点头不止。

　　韩柱儿虽然嘴上尽说些刚烈的话，但内心里毕竟明白，如果不是王文琪以那么一种屈辱的方式相救，自己这会儿已变炭了，哪儿还能说下贱不下贱、英雄不英雄的话呢？但当着外人的面，发誓的话却怎么也说不出口。韩大娘觉得失面子，又急又气，拧孙子耳朵，还要咬孙子胳膊。

　　倒是韩成贵这舅老爷替韩柱儿垫了个台阶，他说：“算啦算啦，发誓嘛就没必要非强迫他了。但是柱儿，‘记住了’三个字你要是也不肯说的话，那我们几个叔叔大爷也是不会依你的！”

　　那韩柱儿无奈，只得大叫一嗓子：“记住了！”

　　他这一嗓子将屋里喊得静了片刻。在那片刻的静中，韩大娘回头看着韩成贵问：“咱们该这么依了他吗？”

　　韩成贵苦笑道：“他才十七岁多一点儿，咱们眼里仍算个孩子，不依了还能怎么的？”

　　他的话刚说完，门外有人轻轻咳嗽了一声，于是大家都将目光望向门帘。

　　韩柱儿理直气壮起来，又说：“什么依不依的，不爱听！要是连罗叔叔也认为我是个孩子，我才承认我是个孩子！”

　　门帘一挑，进来了区武工队长罗尚毅。这罗尚毅三十六岁，山东人，两年前党派到河北这边来的。虽然只来了两年，在拥护抗日的群众中，已树立了极高的威望，成为当地抗日群众的主心骨。他的名字，对于伪军也具有非同一般的威慑力。好几次有些伪军实际上是掌握了他的行踪的，但是居然没敢向日本军方报告。毕竟，抗战已好多个年头了，更多的中国人拥护抗战的民族觉悟大大提高了，中国最终必胜的信念也更加坚定了。大多数伪军，也都想暗中掂量自己的行为。

　　对于这屋里的人，罗尚毅不啻是个救星。尽管他神出鬼没，一向来无影去无踪的，但哪一个村里若出了不好的情况，他总能在人们束手无策的时候悄然而至。并且，差不多又总是能使不好的情况有所改观，避免引出最悲惨的后果。

　　他曾说：“对于咱们中国人，最悲惨的事是什么事呢？不是粮食被抢了，不是房子被烧了，甚至，也不是父老兄弟被打残了，妇女被奸淫了，而是我们中国人被残酷地弄死了！因为这样的仇恨是没法报的。鬼子弄死了我们一个同胞，一些同胞，即使我们后来也消灭了一个鬼子，一些鬼子，我们的同胞也还是不能起死回生了。所以我们武工队的任务，不止是消灭敌人，更主要的是为了保卫同胞。在现阶段，武工队要想在一个区的范围内获得抗战的全面胜利是根本不可能的。但如果靠了我们的存在，使日伪军不敢过分地气焰嚣张，不敢动不动就以惨无人道的方式杀害我们的同胞，那我们的存在就是意义重大的！”

　　此话，罗队长在许多场合对自己的同志们和群众说过，所以人们对他的一贯对敌斗争思想特别了解。因为他的对敌斗争思想是这样的，而且自认为是正确的，符合当时对敌斗争的策略，甚至有一次没有执行上级也就是县武工大队的战斗命令。

　　当时，我们的情报员获悉，由于驻扎在县城里的日军中流行开了甲肝，不久又将甲肝传染到了炮楼里的敌伪军中间，于是石家庄和保定方面的日军，向这个县的日军派出了由五名日本军医组成的医疗小组，在一个班日军的护送之下，将乘卡车到县城里来。县武工大队命令区武工分队，在半路伏击两辆日军卡车。区武工分队有三十六名队员，人数上占绝对优势，但所配基本是短枪。也有手榴弹，不多。敌人的两辆卡车上，却各配一挺轻机枪。一个班的日军人手一支的，也是德国造的冲锋枪。可以埋地雷，然而大白天公路上过往的绝不会仅仅是两辆日军卡车，还间或有各村农民所驾的马车，如果时间掌握得不够精准，误伤群众，提前暴露埋伏在所难免。又据区武工分队侦察员汇报，驻扎在县城里的日军最高长官池田大佐的妻子和九岁的儿子，也刚从日本来到中国，乘坐两辆卡车中的一辆前往县城……

　　罗队长最终没有执行那道战斗命令。

　　他因而被撤了职，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和处分，还被视为“抗日斗争意志消退”“畏敌思想显而易见”的反面典型。

　　他自然是不服的，据理力争，说在不能埋地雷，而战斗火力配备敌强我弱的不利情况之下，仅靠人数上的优势取胜，纵使全歼了敌人，我方的伤亡代价也必惨重。区武工分队几经损失，刚刚恢复元气不久，当继续养精蓄锐，委实冒不得险，付不起惨重代价。而最主要的是，近一年内，敌我双方处于战略对峙阶段，由于武工队的威慑实际存在，日军嚣张残暴的气焰有所收敛，群众恶劣的生存状态也稍有缓解。若因一次得不偿失的伏击使敌人受到强烈刺激，因而对人民群众大举报复，群众的命运可就惨了，必将又死人多多。果而那样，莫说仅仅三十六人的区武工分队，就是有近百名队员的县武工大队，八成也是无法拯救群众于血腥之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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