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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6)


  我给几处出租汽车站打电话,都没车。20多分钟在电话机前过去了。乘公共汽车接站,已根本来不及。只有继续拨电话。又拨了10多分钟,终于要到了一辆车。说很快就到,却并不很快,半小时以后才到。一路红灯,驶驶停停。到火车站,早已过时。我打开车门就往下跳,司机一把揪住我:“车费!”我一摸衣兜,钱包没带!只好向司机陪笑脸,告诉他我是来接人的,接到再给他车费。说了不少好话,最后将工作怔押给他,他才算松开了手。站内站外,都没寻找到父亲。我沮丧地回到出租汽车跟前,央求司机再送我回家,来去车费一块付。

  司机哼了一声,将车开走了。我见方向不对,暗着笑脸问:“你要把我拉哪去呀?”司机冷冰冰地回答:“出租汽车总站。我饿了,该吃午饭了。你在总站再要一辆车吧!”我自认理亏,不便再说什么。在出租汽车总站,又等了一个多小时,才终于坐进了另一辆小汽车里。回来倒是一路飞快,算帐时,可把我吓了大跳--二十三元!我不由得问了一句:“怎么二十三元啊?”司机瞪了我一眼:“加上从火车站到出租汽车总站的那一段车费!”

  “那一段路也要车费?!”“笑话!你想自坐啊?”一进家门,见父亲已在家中了。我埋怨道:“爸爸,你怎么不在火车站多等会啊?让我白接了你一趟!”父亲说:“等了一会儿,没见着你,我心想你不会来接了……”“拍了电报,我能不去接吗?真是的!”“我心想,大概你工作忙,脱不开身……”

  我说:“爸,先给我二十三元钱!”刚见面,伸手要钱,父亲奇怪,疑惑地瞧着我。我只好解释:“爸爸,我是租了一辆小汽车去接你的,司机在下边等着呢,我的钱包放在办公室了。”仿佛为了证实我的话,司机按了几声喇叭。父亲当时那种表情,就好像听说我是租了一艘宇宙飞船去接他似的。他缓缓解开衣扣,拆开经在衣里儿的一块布,用手指捻出三张拾元的纸钞,默默递给了我。我从父亲的目光中看出了他心里想说的一句话:“你摆的什么谱啊!”“爸爸,这钱我会还你的……”我接过钱,匆匆奔下楼去。当我回到屋里,见父亲脸色变得很阴沉,也不瞧我,低头吸烟。

  我省悟到,我刚才说了一句十分愚蠢的话……

  父亲,不再是从前那个身强力壮的父亲了,也不再是那个退休之年仍目光炯炯,精神矍烁的父亲了。父亲老了,他是完完全全的老了,生活将他彻底变成了一个老头子。他那很黑的硬发已经快脱落光了,没脱落的也白了。胡子却长得挺够等级,银灰间黄,所谓“老黄忠武”,飘飘逸逸的,留过第二颗衣扣。只有这一大把胡子,还给他增添些许老人的威仪。而他那一脸饱经风霜的皱纹,凝聚着某种不遂的夙愿的残影……生活,到底是很历害的。我家住在一幢筒子楼内,只一间,十三平米,在走廊做饭,和电影《邻居》里的情形差不了多少。走廊胜,黑,苍蝇多,老鼠肆无忌惮,特肥大。

  父亲到来的第一天,打量着我们家在走廊占据的“领地”,不无感触地说:“老二,你有福气啊!你才参加工作几年呀,就分到了房子,走廊这么宽,还能当厨房……你……比我强……”这话从父亲口中说出,以那么一种淡泊的自卑的语调说出,使我心中有些难过。父亲当了一辈子建筑工人,盖了一辈子楼房,却羡慕我这筒子楼里的十三平米……他是被尊称为主人翁的人啊……编辑部暂借给我一间办公室。每天晚上,我和父亲住在办公室,妻和孩子住在家中。我虽没有让父亲生平第一次坐上小汽车,父亲却沾了我的光,生平第一次住上了楼房。父亲每天替我们接孩子,送孩子,拖地板,打开水,买菜,做饭,乃至洗衣服,拆被子,换煤气。一切的家务,父亲都尽量承担了。

  我不希望父亲,我的老父亲沦为我的老勤杂员。我对父亲说:“爸爸,你别样样事都抢着做。你来后,我们都变懒了!”父亲阴郁地回答!“我多做点,倒累不着。只要能在你们这儿长住下去,我就很知足了……你妹妹结婚后,家中实在住不开了,我万不得已,才来搅扰你们……”父亲的性格也变了。变成一个通情达理的,事事处处,家里家外都很善于忍让的,老无脾气的老头了。除了家务,父亲还经常打扫公共楼道,楼梯,厕所,水池。他不久便获得了全楼人的称赞和敬意。父亲初来乍到时,人们每每这么问我!“那个大胡子老头就是你父亲吗?”以后我听到的问话往往是:“你就是那个大胡于老头的儿子呀?”在我意识中,父亲是依附于我的人格而存在的,但在不少人心目中,我则开始依附于父亲的人格而存在了。

  一些从不到我家中走动,大有“老死不相往来”趋势的工人们,也开始出现在我家了,使我同一种更普遍的生活贴近了。我惊奇地发现,不是家用洗澡的日子,父亲也可以公然到厂内浴室洗澡。没票,父亲也可以从容不迫地进人厂内礼堂看电影,忘带食堂饭菜票,父亲也可以从食堂且先端口饭菜来,而人们还都对他很客气,很友好。这些“优待”,是连我也没受到过的。父亲终于以他所能采取的方式,获得了和我并存的独立人格。我不再阻止他打扫公共卫生。我理解,人们注意到他,承认他的独立存在,如今对他来说是何等需要,何等重要!这是一个没机会受过文化教育的,丧失了健壮和力气的,自尊心极强的老父亲,在一个受过大学文化教育的,有了一丁点小名气的儿子面前保持心理平衡的唯一砝码。我告诫自己,我要替父亲珍视它,像珍视宝贵的东西一样。父亲身上最大的变化,是对知识分子表现出了由衷的崇敬。

  以前,他将各类知识分子统称为“耍笔杆子的”。靠“耍笔杆子”而不是靠力气吃“轻巧饭”的人,那是他所瞧不起的。每天接踵而来找我的,十有八九是地地道道“耍笔杆子”的。我将他们介绍给父亲时,父亲总是臂微垂,腰微弯,很不自然地做他所不习惯的鞠札状,脸上呈现出似乎不敢舒展的禁而敬之的笑容。随后,便替我给客人彻茶,点烟。

  当我和客人侃侃而谈时,父亲总是静默地坐在角落,一会儿注意地瞧着我,一会儿注意地瞧着客人,侧耳聆听。倘我和客人谈到该吃饭时,父亲便会起身离去悄然做饭。倘我这个主人有时竟忘了吃饭这件事,父亲便会走进屋,低声问我:“饭做好了,你们现在要吃么?还是再过一会?”饭后,照例抢着刷洗碗筷。

  一次,送走客人后,我对父亲说:“爸爸,你不必对客人过分恭敬,过分周到,他们大多数是我的同事,朋友,用不着太客气。”

  “我……过分了吗?……”父亲呐呐地问,仿佛我的话对他是一种指责几天后,我收到了友人的一封信。信中写道:“昨天我到你家找你,你不在,我和你的老父亲交谈了两个多小时。他真是一位好父亲,好老人。但我感到,他太寂寞了。他对我说,连和你交谈几句话的机会都没有。你真那么忙吗?……”这封信使我无比惭愧,无比自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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