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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与“现时主义”

“现实主义”这个词在文学界已经好久不见人提了，记得冯牧先生在世时，曾在1992年的一个会议上说《凤凰琴》是新时期以来的“现实主义”的代表作。我当时在场，听了后不禁有些心惊肉跳之感。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流派，从来都存在的，然而不知为什么仿佛在一夜间，“现实主义”突然消失了。 　　当然也还有其它原因，譬如“现实主义”的作品最容易被人利用作为棒子或旗帜，挥舞也好，张扬也好，往往结果都让人厌烦厌倦。“现实主义”作品的最大可取之处是一般的不需要更多专业知识的人就能辨别出真假优劣，它几近一个人的人生，稍有胡诌就会被看出破绽。这大约是前段时间里，“现实主义”备受冷落的根本原因。进而甚至在说某某为“现实主义”，言语与表情中都有一种嘲讽。实际上，不少标记为“现实主义”的作品，只能算作“现时主义”。我愈来愈感到一个实字是如何了得。不少作品问世时叱咤风云，天下为之震撼。三五七年之后，不用说再读，就是想一想也觉得脸红，不相信自己当初的幼稚。现实主义的质量是充盈，用河流来概括它只能是长江。无论从天上看还是在地上看，不管是旱季还是雨季，总改不了它的博大、深沉、浩荡和向前的奔腾。 　　充盈是从“现实主义”中区分现时主义的重要标准。在充盈之中是生命、是世界，是一个人的灵魂和血肉，是对生活的公允，是对艺术的实在与平静。 　　“现实主义”需要一种精神，“现时主义”只是某种情绪。 　　去年秋天的一次活动中，一位从事力学研究的年轻的博士生导师当面问我，一个作家的作品应能体现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譬如《老人与海》就体现了美国精神，《阿信》就具备了日本精神，中国有哪位作家的作品做到了这一点，都说《阿Q正传》好，但阿Q精神真的是中国国民精神吗？我们成天都在批判自己的劣根性，谁又能指出什么是中国人的优根性呢？实话实说：我当时无言以对！事隔不久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克罗地亚时，一位出租车司机说他喜欢中国不喜欢俄国，中国人勤劳不侵略别国人，俄国人懒又爱侵略别国。无论是在亚得里亚海滨和先前在斯洛伐克的多瑙河畔，面对上帝对欧洲的恩宠，我深刻地感到在环境恶劣中保持了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人，是不可能靠着劣根立国的，她肯定有自己优根的存在。我们学习鲁迅先生，不少人记住了文章是匕首和投枪，然而却忽视了先生立文立意的根本。先生对故土的深爱与深情也是无人能比的！在这一点上，对先生的模仿同“现时主义”对“现实主义”的模仿出奇地一致。鲁迅先生也是一种精神，我们不能把这种“精神”仅仅理解为某种情绪。 　　作为一种精神，“现实主义”本应表现更多的真的来源于生活，来源于普通人中间的内容。人在社会中需要的更多是崇高与善良，没有谁是天生为了恶才来到这个世界的。“现实主义”的精神之力正是取之于这一点，相对于劣根性，优根性是个客观存在。这个空白谁来弥补？“现实主义”在没有解决这问题之前，恐怕还得受到“现时主义”的骚扰，甚至拉它们壮声威。这对中国文学来说，是一个痛苦的悲哀过程。而作为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作家，就得准备着承受鉴赏者的冷眼。 　　国外的同行问我，中国现在有没有比鲁迅先生更伟大的作家。我说没有。对于当代的中国作家来说，现在的关键不是自己如何做才能显得比先生伟大，而是自己怎么去学习先生是如何走向伟大的，还有一点要做的是，必须认真地尊重“现实主义”，因为仰仗国情没有别的东西可以超过它的生命力。包括对待“现时主义”。起码还有些自我牺牲精神，大众需宣泄时他们能站出来，最后又被这种宣泄之后，泥沼一样的不应期所吞没，这样的悲剧也是可以理解和同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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