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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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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妹伺候着朱品吃完了早饭，又替朱品穿上一套干净平整、半新不旧的卡其布外衣。她不许朱品穿着那沾满颜料，五颜六色的工作服在外面走来走去。也不许朱品头发蓬松，胡子拉茬，破鞋烂袜地自己作贱自己。别人看不起你，你要自己看得起自己，你要衣着整齐，挺胸抬头，你没有抢没有偷，也没有杀人放火，是靠劳动吃饭的，那些当“司令”的人没有一个能比得上你！ 朱品听了这些话，又把那失落在尘埃里的信心捡了回来，陡增了生活的勇气，甚至觉得自己简直是当了皇帝！这不是嘛，衣来伸手，饭来张嘴。只有当他收拾停当，走出大门要奔赴工作地点时，这才想起自己是个右派分子，是牛鬼蛇神，上班之前要立在毛主席像前低头请罪。任何人，哪怕是个十来岁的小孩都可以在他低头请罪的时候推推搡搡，呼来唤去。他从藏书里那高高的石阶上走下来的时候，就像是从温室中走进了冰窟里，一股寒气来自丹田。可当他回过头来看见阿妹站在石阶上目送他远去，等待他归来的时候，一种温暖和信心却又充满了心头，觉得他再也不是一艘飘泊不定的孤舟了，再也不是一个无所牵挂也无人牵挂的人了。他被一个可爱的女人牵在手里。他不由地又唱起《在那遥远的地方》：“……我愿变一只小羊，常在她身旁，让她拿着那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地打在我身上。”阿妹不许他唱这首歌，她说她怎么也不会把他当羊，更不会用鞭子去抽在他身上，疼还来不及呢，怎么舍得打呀！ 这疼和爱似乎有点区别，爱有点抽象，疼却十分具体；爱有自私的一面，疼是忘我的。阿妹爱朱品爱得已经不感到自己的存在了，她只想到朱品冷，不觉得自己寒；只想到朱品饿，不觉得腹中饥；只想要替朱品准备晚间的酒菜，却不顾这些酒菜是何等的难买。她一有空便从城里跑到城外，甚至跑到运河旁，太湖边，跑到农家的屋后和田头，去买点鱼虾、菜蔬、豆类。那时候菜场里的东西都要凭票买，有许多品种根本就看不见。阿妹最希望能买到活虾，如果能买到的话，她一定要送一点给费亭美，还要把许达伟请过来和朱品共同举杯。许达伟到阿妹这里来喝酒，实际上是爬过来的。因为上房和东西厢之间只隔着一道墙，许达伟的两个儿子在墙上扒了一个洞，钻进上房来做游戏。朱品和许达伟也就利用这个秘密通道暗中来去。阿妹最欢迎许达伟来和朱品喝酒，两个人谈笑风生，谈天说地，这样就可以使朱品把想要说的话都说出，省得闷在肚子里。气闷在肚子里是会生癌症的！ 阿妹最怕的是没有事情做，没有事情的时候就想朱品，怕他从脚手架上摔下来，怕他今天又受人欺，怕他熬不住又说漏了嘴，被人家罚跪或者是拉上台去“坐飞机”……特别是到天黑以后，如果朱品还没有回来，阿妹在屋里就坐不住了，坐到门口的石阶上，注视着黑黝黝的藏书里。这里行人稀少，冬天树叶落尽，树无声息，尽管大街上有人敲锣鼓，喊口号，革命运动热火朝天，这小巷子里还是静悄悄的。行人的脚步声被两旁的高墙弹回来，咚咚咚像脚尖敲打着皮鼓似的。阿妹听得出朱品的脚步声，老远就压低着声音叫喊： “阿哥……” “阿妹……” “哥哥……” “妹妹……” 一对情人亲呢的呼唤，使得夜行者听了肉麻，汗毛根根竖起。这种亲呢的呼唤和大街上那使人心惊肉跳的口号声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想不到“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也烧不掉这使人销魂的涓涓溪流。“文化大革命”不可能万岁，此种现象却是不废江河万古流。王先生的《欲海通鉴》里可能已经谈到了这一点。 第二十二回 一言九鼎 阿妹在名义上还是夏海连家的保姆，虽然夏海连已经有一年多没有发给她工资。夏海连被当作叛徒加特务，不知道被关在什么地方，外间不得而知，不可能再给阿妹发工资。褚芳躺在医院里，工资也被取消了，一个月只给她十六块钱的生活费。十六块钱的生活费实在是无法生活的，只能反过来靠阿妹。“文化大革命”前许多人都羡慕干部，说是干部穷也穷不过一个月，意思是说干部到月便能拿到工资。问题是大多数的干部都是月月空，量入为出，没有积余，有的人到了发工资的那一天便坐在会计科，等着把工资交给老婆去买柴米盐油。所有的干部都没想到会没有工资，除非是犯了错误被开除，因为干部都信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原则是按劳取酬，不可能是劳而无酬。 阿妹把褚芳当作自己的婆婆对待了，她觉得自己已经是一家之主，有丈夫，有公婆，照顾丈夫，侍奉公婆是天经地义的事，一个女人不做这些事还能做什么？如果有人来向她灌输什么新的道德观点的话，她会觉得你是在瞎说。 每逢星期三和星期五，阿妹都要到医院里去探望褚芳，去为褚芳净身换衣，带去一些好吃的、滋补的东西。 褚芳吃到阿妹的东西就要掉眼泪，这使阿妹感到十分惊奇。十多年来阿妹从未见过褚芳掉眼泪。在阿妹的心目中褚芳是铁打的，她十六岁就参加妇抗会，二十多岁便带领民工去支前，身上背一枝驳壳枪，押解二十辆独轮车，装着山东的小米送到徐州，支援淮海大战。她在枪林弹雨中穿行过，在死人堆里滚爬过，说话高声大气，做事泼泼辣辣，行动风风火火。她和阿妹的性格完全不同，南柔北刚，南水北火，可这柔水与烈火却相处得如同母女。 阿妹见到褚芳掉眼泪就十分恐惧，铁石人伤心掉泪不是好事： “褚阿姨，你不能哭，一边哭一边吃会得嗝气病的。”阿妹把胃癌叫作嗝气病，肺癌叫作肺痨病，那时农村里的人根本就不知道癌是什么东西。 褚芳说：“不是一边吃一边哭，而是看到你送饭来我就想哭。那年我受了伤，躲藏在安徽山区的一个小土地庙里，村子上的老大娘派她女儿给我送吃的，那孩子叫宝凤，当时比你要小得多呢。宝凤冒着生命的危险救了我，可我却不敢承担一点风险来救活她。你还记得吗小妹，那几年没饭吃的时候，我们家里来了一个逃荒的，还带了一个小妹妹。” “记得。”阿妹想起来了，“那是一个老太婆和一个黄头发的小丫头。” “那就是宝凤，她不是老婆婆，那年还不到三十岁。她的女儿也不小了，已经十四岁。农村里缺衣少食，小的长不大，大的容易老，不像你，三十多岁还是水灵灵的。” “是的，我当童养媳的时候也是长得面黄肌瘦的。”阿妹表示同意。 “那一年宝凤是饿得熬不住了，才带着孩子来投靠我们的。在我们家住了半个月，多了两个人我们的粮食定量也不够了，全家人天天喝稀的。再加上宝凤又在外面瞎说，说什么安徽在大跃进之后饿死的人把小河都填得满满的，人饿到最后就到河边去喝水，啃烂泥。这些话在附近一带造成了很坏的影响，社会主义怎么能饿死人呢？老夏当时在位，觉得这样下去对他的工作，对党的威信都很不利，便和我商量，动员她娘儿俩回去好好地生产自救，不要在外面做盲流。你还记得吧，当时我们想方设法，给了她们二十斤粮票……” 阿妹当然记得：“有十斤是我向王先生家讨来的，他们家三个人的饭量都是一点点。” “宝风只肯收了十斤，哭着向我保证，即使饿死了也不会再来，不会让我们家受累。……她真的饿死了，她的女儿凭着最后的一点粮食向铁路线上跑，是死是活也没有个准确的消息。”褚芳的眼泪又淌下来了，“战争年代她冒死救了我，我在灾难到来的时候却不能救活她。我和老夏在战争年代都是死里逃生的人，所以能够死里逃生，是靠许许多多的人帮助我们，到头来我们却不能帮助他们。” “你们的工作就是帮助他们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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