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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


  王知一看看那桌上的材料袋:“那里面都讲清楚了,再交代也是重复的。”

  “不,没有清楚,离清楚还差得远呢。”尤金从他那军用的帆布口袋里拿出了一份发了黄的旧杂志,翻到那杂志的最后,指着一篇文章说:“这篇反动的文章是不是你写的?”

  王知一向文章看了一眼,又向尤金看了一眼,觉得这人有点不简单,居然能找到二十多年前的杂志,也算是个有文化的。

  王知一想起来了,那还是在三十年代,他看到报刊杂志上有一种理论,说是劳动创造了世界,他觉得不对,创造世界的不是劳动,而是人们的生存的欲望、发展的欲望、享受的欲望,以及各式各样,无穷无尽的欲望。劳动只不过是一种手段,是实现各种欲望的手段,为了实现各种欲望不得不去劳动。王知一也是受了一种发表欲的驱使,便写文章去批判劳动创造世界论,认为那是本末倒置。用了一个笔名叫王知,除掉了一个一字。

  王知一当时不知道劳动创造世界的来历和背景,文章发表以后立刻遭到了猛烈的攻击,痛斥写文章的王知为无知。

  当年的王知一年少气盛,立即反唇相讥,说那些攻击他的人是双脚朝天,两手着地,把脑袋挂在裤裆里。论战的双方都是缺乏绅士风度的。

  直到日寇侵华,国难当头,此种无关生死的争论才宣告停歇。

  理论都是在论争中产生的,王知一在论争中写了三十多篇文章,查看了很多的资料,像所有的立论者一样,资料都是为他的立论服务的,使得王知一对自己的理论更加深信不疑,觉得不是靠写写报屁股来阐述的,必需有宏论巨著,逞逞大篇,所以便埋头写《欲海通鉴》,来立一家之言。

  直到解放之后,人人都学社会发展史的时候,王知一才知道自己和马克思唱起了对台戏,是反动的。可他不认为自己反动,只认为此乃一家之言。还是把他的《欲海通鉴》继续写下去,写到底,是一个死不悔改的东西。

  《欲海通鉴》当然没有发表,可那些报屁股上的文章却已无法收回,居然能被尤金找到,也很不容易。不过,王知一也曾听朱益说过,说是有一些十分神秘的人物,通过红卫兵在查抄三十年代的报章杂志,是为江青服务的。为江青服务的人怎么也会光顾到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王知一?

  尤金见王知一愣在那里,十分得意,这一下是触及王知一的灵魂了,就凭文章里的这些论点,把你王知一打成个反革命分子也是绰绰有余的:“看清楚了吧,是不是你写的?”

  “是的,你还能找得到,我倒把它忘了。”

  “你不会如此地健忘吧,还有什么反动文章,替我统统地交出来!”

  “没有,写文章是年轻时弄着玩的,以后再也不写了,天底下没有比写文章更加危险的游戏!”

  “不对吧,毛主席也写文章,他处之泰然。”

  “毛主席是圣人,他的笔杆子是和枪杆子合在一起的,天下无与伦比!你也是个笔杆子,你能和他比吗,小弟弟?”

  尤金恼怒了:“放屁,谁是你的小弟弟,看样子你也只有交给小弟弟去处理了!来吧,把他交给红卫兵去审讯,让他老实点……”

  第十八回 黄雀在后

  王知一的失踪使得我们坐立不安,他留下一张纸条,说是到学校里去了。学校里的人有的说没看见,有的说见他进来过,有的说是进来了又出去了。

  像王知一这样的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突然失踪,其可能只有三个:一是自杀,一是被捕,一是像我这样从四川逃到了苏州。王知一出逃的可能性几乎是没有,他离不开相依为命而又正在病中的王师母,不可能像我这样一走了之。自杀的可能性也不大,文化人如果行动还能自由的话,他的自杀也有点考究:或是仿照三阎大夫愤投泪罗,投入滔滔的江水或清澈的溪流;或是登高山极目四野,呼苍天而舍身悬崖。当然,也有触电、上吊、吞服安眠药片的,那都是不得已的应急措施。可是投江与跳崖都要到非死不可的程度,都要对生毫无留恋,毫无乐趣,如果还有一根未净的话,跳崖或投水都会半途而废。因为文化人容易受山水的诱惑、受山川的启示,临死前,猛抬头,忽见蓝天白云,大江东去:“啊!天地悠悠,江山如画,万物生生不息,我又何必匆匆离去呢,活着总是美好的!”好了,自杀不成,反而增强了那种好死不如赖活的勇气。特别是像王知一这样熟读历史的人,他会知道,历史是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六十年风水是轮流转的。

  我们肯定王知一的失踪只有一个可能,是被学校里的造反派抓去了,因为他留下来的纸条是说到学校里去了,这可能是他特地为我们留下的信息,王知一做事是十分细心的。

  我们几个人一方面到处寻找,到处打听,同时敦促王知一的女儿王玉树,叫她快到学校里、到红卫兵的各个司令部里去问问,因为她熟悉那些红卫兵们的行动规律和各种各样的新动向。

  很奇怪,王玉树对她爸爸的失踪好像并不着急,倒是担心她的革命工作会因此而遭受挫折。她与汪永富刚刚展开的两条道路殊死的搏斗,已经胜利在望,却要前功尽弃。父亲被捕,儿女就不能再当红卫兵的头头,她和赵晓山组织起来的“扫害虫”战斗队也会被勒令取消,她自己也会变成一种名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实际上是永远也教育不好的。阶级的烙印就像奴隶身上的火印,古代社会的黥面,是永远也不会消失的。那时候的青年人最害怕的就是这一点。一旦当上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只能永远受“教育”,低头做人,低人一等。当然也有网开一面之处,那就是大义灭亲,揭发父母,兴许能在一时之间当个什么典型。

  王玉树是一个真诚的红卫兵,自觉地担负起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重任,视阶级敌人为毒蛇猛兽,父母如果变成了敌人,亲人也就成了猛兽,这一点决不含糊。红卫兵一旦发现自己的父母有问题,就要划清界限,就要大义灭亲。王玉树也想大义灭亲,问题是现在还灭不起来,因为她还不知道她的爸爸到底有什么政治问题,她从来没有听见她的爸爸说过一句反动的话,还经常教育她要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要顺乎这个世界的潮流。不过,这些也许都是一种假象,阶级敌人是十分狡猾的。所以王玉树不是急于找她的爸爸,而是先去问她的妈妈:

  “爸爸的历史上到底有没有问题?他在旧社会里到底有没有做过什么坏事体?你不能替他隐瞒!”王玉树的口气十分生硬,好像是红卫兵在审讯什么人,表示她的立场坚定。立场并不是在脚上,也不是在心里,主要是表现在脸上,在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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