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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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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回 故技重演 许家大院里的气氛越来越紧张，紧张得好像到处都有股火药味。 紧张的气氛是汪永富制造出来的，他宣称在打倒了林阿五之后，要把许家大院来个兜底翻，把所谓的九种人都赶到一号门里去，把他们的房子拿出来重新分配。其中包括夏海连和吴局长住的十间上房，许达伟住的六间厢房，许逸民和吴子宽的六间楼房，甚至还包括王先生和朱老头所住的楼上楼下在内。这就是说，有几十间房子，有几十间许家大院内最好的房子可以任人去抢，就看谁有本事，谁有力气！ 许家大院里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没有发生过抢房子的事，主要原因是林阿五镇住了，他在大院子里放风，说这房子是国家分配的，谁抢了都不能算数。如果谁抢了房子我就再去抢他的，还有谁比我住得更少的吗，我一家五口住在三间破房子里，还有一个瘫子是睡在床上的。院子里蠢蠢欲动的人都没法动手了，是的，要讲住房拥挤的话，林阿五家算是第一。 现在，林阿五要倒台了，那些本来就想抢房的人摩拳擦掌，明抢之前先要展开暗斗。因为谁都想捷足先登，既然是抢，那也就不必客气，要抢好的，抢大的。不过，最大最好的是夏海连和吴局长所住的上房，倒反而没人敢抢，听说已经有军代表看中了，抢了也是白费力气。 汪永富的这一着棋果然有些灵验，那些想得到房子的人都转到了汪永富的麾下，包括那个想在天井里搭两间房子的胖阿嫂在内。许家大院里的形势变得对汪永富有利。 朱益老头、王先生、许达伟、张南奎都十分紧张，他们要为保卫住房而奋斗，要和汪永富一比高低。他们再也没有心情来痛饮了，本来想把马海西、徐永和罗非都找回来，来一个合家欢聚，现在看起来还不是个时候。 我只能蛰居斗室了。许家大院里的事情我无法插手，不能插手，甚至不能露面，以免惹出是非。 我感到很寂寞，在烽火连天与动荡不定中居然感到寂寞。我常常暗中背诵贺知章的那首诗：“少小离家老大口，乡音难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确实，在苏州城里，除掉几个老同学之外再也没有什么人认识我了，我把苏州当作我的故乡，苏州对我却形同路人。当然，这也有好处，没有人认识我，我也就不会被人认出来，此种简单的逆定理使得我的处境比较安全。但我还是不敢到大街上去乱跑，大街上外来串联的人很多，他们也是乘此机会到天堂里来旅游，而且是免费的。我们那个县里的人虽然闭塞，但对免费旅游也是当仁不让的，他们也会到苏州来，我怕被他们发现：“噢，原来你是躲在天堂，好不快活，走，跟我回去！”这就糟了，被抓回去之后别的不说，那一顿打是免不了的。那时候对于打人有一种理论，叫好人打坏人——应该；坏人打坏人——活该；好人打好人——误会；坏人打好人——翻天！我要挨打的话当然属于好人打坏人之例，是该打的。“文化大革命”中所谓的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没有挨过打的人可以归人稀有动物之内。因为打人和革命连在一起，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总是免不了要动手动脚，动刀动枪。从打人到打仗（武斗），这是事物由低到高的必然发展。凡是能打人的人，都是有斗争性的表现。有人本来也不想打人，可是为了想保住自己或是想往上爬，还特地咬紧牙关、闭上眼睛，去打几个可打的人来表现自己的斗争性很强，无产阶级的立场坚定。当时谁也没有想到，打人是没有什么立场的，可以成性，也能上瘾，也能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动不动便会拔出匕首或拳头。此风一直延续到今天。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四川的家中有信来了，谢天谢地，家中一切平安，单位里也没人问起我，好像我真的被“天不怕”战斗队门掉了。也没有人提出要把我作非正常死亡处理，处理掉就麻烦了，工资、粮票、布票……直到香烟票也会跟着被取消。如果取消掉我的工资、粮票、布票等等，我也就只好硬着头皮回去挨斗了，一个没有工资和户口的人没法生存，也不能靠朋友接济，因为他们的定量也只有那么一点点。要想理解“文化大革命”期间那么多有本事的人为什么不敢反抗，首先得理解这一点。 我和张南奎好像是夫妇二人在过日子，他在外面采买，我在家里烧煮洗理。每日饭后我便无事可做了，只能看报，看大报、小报、大字报或小字报。 张南奎知道我在家里无聊，每天都从街上买口几张大报和小报。大报没有什么可看的，都是些官样文章。倒是那些小报十分有趣，常常揭发一些高层人士的隐秘，这些隐秘鲜为人知，而且都是有根有据的。不过，这些颇有参考价值的文章也不多，最多的是些“血泪的控诉”，是讲甲派打死了乙派的人，整版报道万人送葬的大出殡。这些可怜的勇士不知道是在为谁而牺牲？ 真正耐读的倒是那些小巷子里的大字报和小字报。那些大字报和小字报除掉开头引用几句毛主席语录之外，其余都是实实在在地讲事情。揭发谁曾经是某某大亨的小老婆，谁又曾经和大汉奸轧过姘头；谁曾经侵吞过别人的财产，谁曾经在英国人的巡捕房里做过事体。揭发出来的虽然都是些陈谷子烂芝麻，但也透露出小巷的春秋，描绘出当年的风流。 小巷里的小字报更加有趣，字迹歪歪斜斜，专写男女私情和卖身发迹，写得有凭有据，生动详细，简直是一篇写实的隐私小说，只是文理欠通一点。那时候没有什么隐私小说可读，读读这些小字报倒也是很过瘾的。 我每天都醒得很早，起得很迟。何必那么急于起床呢，这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等着我去办理。等着我的只有灾难，我等着的清平世界却又好像是远在天边。我上午烧煮洗理，下午就去钻小巷，读小巷里的大字报和小字报。钻小巷也比较保险，不会被外来串连的人员发现。我把苏州的地图找来，分区分片，一条一条的巷子去钻，一张张的小字报去读，好像是在作一种灾情调查似的。查了一半就使我十分敬佩，这“文化大革命”实在是史无前例，它比解放后的历次运动都要广泛深入，连那些长满青苔的小巷子里，都有几张小字报或者是什么“勒令”之类的东西。所谓“勒令”也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大发明，不管是什么造反的组织，三个人组成的战斗队也行，只要写一张“勒令”向那些被认为是革命对象的人家门口一贴，那些对象就得服眼帖帖地按照“勒令”中所提出的要求去执行。比如说“勒令某某每天冲洗厕所，并清扫巷子一遍”。于是，你便可看到有一个老头、一个老太，或者是一个五十岁左右的咖年人，戴着口罩、袖套，拿着扫帚，每天在那些长着青苔的小巷子里进进出出。你不能不去吗？不能，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温良恭谦让，你不去就有可能挨一次批斗，或者是挨那有铜头的皮带上上下下抽一遍，给别人制造了一次表现立场坚定的机会。 那一天也是凑巧，我想走得远点，到金门城下去看看。想当年我和史兆丰到阊门下塘去找女佣，后来又到金门石路去寻罗莉，都是在金阊一带转来转去，现在再去转转吧，悠闲自在地转转，反正也不想再找谁。我不走大路走小路，不走大街钻小巷，一路寻找着大字报向金门走去。 这是一个晴朗的秋日，温暖得犹如春天，比春天还要爽朗，没有江南那种潮湿的水气。天空像一块巨大的、淡蓝色的玻璃，高空的反照使得那小巷子里的白粉墙看上去也有点蓝意。这一带的大字报不多，‘u勒令”倒是不少，都是贴在石库门的旁边，因为在苏州的石库门里，大多是些大房子，好房子，能住上大房子和好房子的人，恐怕都和地主、官僚、资本家沾上一点边，勒令他们去扫地、冲厕所也是在所难兔。 我终于发现大字报了，是贴在一堵矮矮的青砖围墙上，不用说，这围墙里的人家总是和资本主义沾点儿边，因为他的围墙是用青砖侧砌的。在苏州，凡是用青砖侧砌围墙的地方，那墙内的房子大多不超过半个世纪，不是明清式样的厅堂，而是所谓的小洋房。房子的主人也不是靠收租米过活的。 我站到大字报的栏下，准备读个仔细。眼睛一扫就不由地抽了一口冷气：打倒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马海西！…… 糟糕，被朱品和张南奎称作活络分子的马海西，也是在劫难逃。我一目十行地往下看： 身为国家干部的马海西，竟然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 弹打得体无完肤，首先是拜倒在资产阶级臭小姐的石榴 裙下，做了地主资本家的上门女婿。跟着便和他在台湾的 大舅挂上了钩，当上了特务，月月接受从台湾经香港汇来 的津贴，计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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