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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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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领事馆里,彭蓬见到了万象的华商老乔。老乔五十多岁的样子,一开口是浓重的南方口音,他和陈斌是朋友关系。 两人见面,礼节性地握手。“乔总,我们是中国警察,此行的目的是接陈斌回国投案。” 彭蓬开诚布公。 乔总默默注视着彭蓬,停顿了一下说:“嗯,我知道你们的来意,但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陈斌身在哪里。” 彭蓬笑笑,知道这是对方在试探虚实。“自己关机不露面,只让一个朋友出面试探,这……大概不是待客之道吧。”彭蓬一针见血。 “这……”乔总一时语塞,“哦,您误会了警官,我也不知道他会关机。”乔总说起谎话,连自己都觉得别扭。 “乔总,我是个爽快人,有话直说。这次我们之所以来到万象,是给陈斌最后一个机会,他有顾虑我知道,不畏罪也不可能逃亡两年,不害怕法律的惩处也不会连续变更联系方式。他的情况我也略知一二。他在万象做着木材生意,有一个工厂,同时还在沙耶武里省开着一个焦炭厂,我们中国警察,历来不打无准备之仗,无论他是想主动投案争取从轻,还是要躲闪逃避拒绝见面,我们都会一如既往地开展工作。何去何从,要取决于他的态度。”彭蓬的话掷地有声,已经指出了陈斌唯一的出路。 “嗯,我明白了,既然您这么直爽,那我也直来直去。我想替他问问你们,他回国自首,有没有从轻的可能。”乔总问。 “您让他看看这个。”彭蓬拿出一张《通告》,递给乔总。“这上面说得很清楚,是公安部在内的四个部委联合发布的,能不能从轻是依据这里的内容。您先让他看看。如果要谈,请让他拿出诚恳的态度来。”彭蓬义正词严,“在万象的六百万人口中,有一百余万都是华人,华人讲圈子,更讲礼数,既然您能替陈斌出面,就说明您是他的朋友,起码是他信任的人。我想,您作为一个在老挝经商的老前辈,应该能了解到陈斌他现在的处境。” “好的,我一定转达。”乔总这时候,再没有理由说找不到陈斌。 车缓缓驶过布满落叶的道路,一路上的风景让人如痴如醉,深秋的温哥华有种落寞的美,仿佛是一个优雅女子的淡淡哀伤。 加拿大时间下午4点,辛婷在驻温哥华总领馆里,准时见到了前来自首的周国庆。周国庆今年五十九岁,逃亡岁月的风霜让他比实际年龄苍老许多。在十五年前,他因为一起贷款诈骗案仓皇出逃,这一晃就是沧海桑田的岁月变迁,如今他的身形和步伐已显老迈,再无昔日的睿智和矫健。 看到辛婷,他露出怯懦的表情。 “你,就是中国警察?”周国庆用颤抖的声音,试探地问。 “是,你就是周国庆?”辛婷反问。 “是的。”周国庆回答。 “我们来接你回国。”辛婷用女性特有的温柔语气说。 “你们,辛苦了……”周国庆的语气里带着复杂的情感,矛盾、彷徨、犹豫、退缩。 他没有直奔主题,而是在和辛婷的一问一答中,缓缓说起了往事,回忆起昨天的一幕一幕。 周国庆研究生毕业后,留在某个大学任教。教师为人师表、受人敬仰,工作稳定还有固定的假期。而当时正值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大潮让他这样的年轻人极力想摆脱传统的束缚,投入到崭新的生活之中,于是他辞去公职、下海弄潮,经过艰苦的十年奋斗,在商场中拼搏出一席之地,成为令人羡慕的老板。他在学校里教授理科,严密的逻辑性思维让他在商业经营中立于不败之地,他的生意越做越顺、风生水起,结交的朋友也越来越多、层次越来越高。做生意和教书育人不同,有时讲的不是低调和谨慎,而是豪爽和仗义,他渐渐习惯了和生意伙伴们称兄道弟,在社交场中把酒言欢。他自以为结交了不少莫逆之交,认为依仗着和朋友们的相互支持,就能在复杂的生意场上抱团取暖、一荣俱荣。 谁知道就因为那些担保,酿就了如此的大祸。 “你至今还认为这件事与自己无关?”辛婷问道。 “是的,我至今仍要告诉你,这件事与我无关。”周国庆回答,“国内的公安机关对我立案,我实在是不能理解。” 辛婷看了案卷,清楚周国庆是在强词夺理。在那起案件之中,他的身份不但是那几笔巨额贷款的担保人,还是案件的关键证人。几笔贷款的金额高达一千万,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也算是天文数字了。 在周国庆逃跑之后,因为赃款的去向无法获知,造成案件调查的中途搁浅,在国内的其他几个犯罪嫌疑人将罪责一股脑儿地推到了周国庆身上,他们则至今还逍遥法外。 辛婷知道,自己不可能凭借这一朝之力,就把横亘在周国庆心中那十五年的心结打开,索性以柔克刚,用温柔的沟通拉近与他的距离,提升他对自己的信任感。 “你一天不回国投案,就一天不能解释清楚。这一点,你该明白。”辛婷说。 “我当然明白,要不是这次看到你们发的《通告》,也不会主动联系。我现在已经取得了加拿大的国籍,如果我不主动回国,你们也没有那么快能把我引渡回去,再说……”他停顿了一下,“我怎么知道一旦回到国内,会不会得到公正的对待。”他说着内心的担忧。 辛婷看着周国庆,知道这是对方在亮出底牌。她已经和驻加拿大的警务联络官多次沟通,联络官的意见是,因为周国庆已经在加国入籍,如果按照正常的引渡程序,不但程序繁琐、诉讼时间漫长,且耗费精力巨大,所以唯有劝返,让其主动回国投案自首,才是最好的方法和途径。 此时辛婷虽然与外逃多年的犯罪嫌疑人近在咫尺,却不能执行抓捕,履行一名中国警察最基本的权力。在境外没有执法权,任何一点越过法律界限的行为,不但会让行动前功尽弃,还很有可能造成不良的国际影响。辛婷没有退缩,因为在一路上,她已经想好了应对的方法。 “老周,我想问问你,你到底想不想解决十五年前的问题?”辛婷一字一句地问。 周国庆沉默不语,看着辛婷。 “如果你想尽快解决,就要利用好这次机会,勇敢地面对这一切。如果你不想解决,那也大可继续在温哥华这个美丽的地方躲避。但我想,下一次我们再来,大概就不会是以这种方式了。”辛婷的语气温和,但在周国庆耳中,却像黄钟大吕般震动。 周国庆是个理性的人,但是理性的人又大多执拗。道理对他讲明白了,他能认同,事情便可以进行,但如果他不能认同,逆水行舟,就不会顺利成功。辛婷就是利用他这个特点与之对话。 周国庆沉默了良久,才缓缓地点头。他转头望着窗外,自言自语地说:“十五年了,我到底在努力着什么……” 周国庆从国内逃亡到加拿大的时候,还是1999年。那时他身上只带了一万元人民币,居无定所,走投无路。他语言不通,国内经商、教书的本领也无处施展,就住在唐人街的地下室,从给人送报纸开始做起,一个星期一百加币,艰难地生存下来。后来他看到在加拿大干体力活收入较好,便投身到建筑公司当起了工人,给别人封阳台、铺地板,收入在不断增加,在一年之后,已经可以每个月拿到一千美金的收入。后来他又重整旗鼓,在温哥华开起了公司,虽然规模远远不及在国内时的辉煌,但他在人生的逆境中,做到了再一次的腾飞。 “老周,抛开案件不说,我很钦佩你的坚持和努力。”辛婷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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