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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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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怎么办啊?”胡铮皱着眉头摆弄着自己那变形的警帽,他从帽子里面取出已被折断的帽圈,有些不知所措。爱因斯坦也十分沮丧,没想到本来想给它做个美容不料却毁了容。此时麻雀却捂着肚子幸灾乐祸地笑了起来。 “哈哈哈……让你们轮奸我啊,这下遭报应了吧。” 大家面面相觑,终于明白了麻雀在传授技巧时做了手脚。既然刚才是武力解决,那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以胡铮为首的义愤群众再一次将麻雀按倒在床,经过再次将其“轮奸”,逼他承认了“犯罪事实”。麻雀隐瞒了警帽改装技巧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撅帽子前应先用温水把易折的塑料帽圈焐软,俗话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我们那可怜的警帽就这样被自己无知的主人残害了。补救的方法倒是还有,但效果却不尽人意,胡铮和艾维维虽然用胶条接好了帽子里的帽圈,但警帽的形状却变得奇怪起来。胡铮同志本来脑袋就大,再戴上这顶前弯后翘四周塌陷的警帽,直接导致其在此后的一次集合中不幸被6班的同志们冠以了一个新的称呼:“济公”。 为了搞好香港回归夜的执勤,学校对我们进行了全方位的集中训练,内容主要包括执勤任务的相关法规学习和军姿队列训练。法规学习倒是不难,而军姿队列训练就不一样了,虽然距入学军训还不过一年时间,但那些训练成果也确实被我们荒废得差不多了,可是为了这次光荣的使命,我们在训练中都格外地认真刻苦。我们穿着整齐的制服站立在火热的阳光下,晶莹的汗水从我们脸上滑落,虽然站姿和表情都与军训一样,但我们的制服上却已戴上了庄严的肩章和臂章,头顶已镶上了闪亮的警徽,我们已不再是往日师兄们戏称的民团乡勇,而是真正的新一代人民警察。 李主任更是把这次任务上升到了爱国的高度,李主任背着手反复地教导我们“天安门广场无小事,回归夜更无小事”的道理,萧干事也说了一大堆诸如“警察是首都形象”的话。虽然当时的执勤任务现在看起来还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执勤,但当时我们确实认为这任务已经近乎于历史使命了。我们这些还未走出校门的警校学员竟在一夜之间与首都形象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经过长达一周的军姿队列训练,我们于1997年6月30日14时许准时踏上了开往天安门广场的客车。十余辆大客车载着警校千余名学生行驶在北京街头,这是我们第一次集体着装踏出校门。我们一个个警容严整,脸上充满着严肃、坚毅以及紧张,似乎客车并不是开往广场,而是开往实现我们自身价值的战场。警校距离广场并不是很远,1个小时的路程尽显我们的风光,大客车前有学校的警车开道,一路上吸引了不少路人的目光,我们为之骄傲而自豪,那种感觉至今难忘。 路上的愉悦随着天安门广场的临近迅速升级。鲜艳的彩旗、数以万计的人群、高耸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和宽广无边的广场映入了我们的眼帘,虽然此前我们曾无数次地来过这个伟大的广场,但穿着制服站在广场还是第一次。天安门广场在这个喜庆的日子里更加热闹非凡,历史博物馆门前的倒计时牌跳动着香港回归前的最后几个数字,广场人山人海,激动的人们等待着即将来临的伟大时刻。 我们下车前再次检查了彼此的警容,之后在李主任、萧干事的带领下,雄纠纠气昂昂地向广场迈开了脚步。“跑步……走!”随着萧干事的一声口令,我们96级1队的全体学员整齐划一地迈开了脚步,广场上顿时回荡起了“咚咚咚咚”相同节奏的踏地声,“警察”这个词语在此时变得更加鲜明具体了。 到达指定位置后,我们便以班为单位开始了执勤任务。说是执勤,其实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复杂艰巨,我们每隔10米站一个人,执勤期间不允许乱走乱动,只有各班班长巡视时可以走动,说白了就是让我们在天安门广场拔军姿。我们一个个挺胸抬头,“两挺一瞪”做得丝毫不差,拥挤的人群在我们的身边穿行往来,孩子在我们四周嬉戏喧哗,而我们却宛如雕塑一般牢牢地钉在广场上。我们的一举一动关系到的已不仅仅是个人的成败和集体的荣誉,我们代表的是整个首都警察的形象。萧干事说的更加精练,我们此时代表的就是北京。 执勤过程中也暴露了许多我们自身存在的缺憾和不足。我的任务虽然只是在广场站岗,但时常要回答行人提出的问题,这让我这个先天的路痴感到十分为难:一个东北口音的老大爷问我去故宫怎么走,在我不知该如何回答之时,大脑袋胡铮帮我解了围,他耐心地给老大爷指点了故宫的方向,我这才惭愧地得知故宫竟然仅有一路之遥。大爷刚走又过来几个问路的外地女学生,她们问我去西单的10路车站在哪儿,我仍是一无所知,最后还是胡铮给指了路。在我感叹惭愧之时,又一个小学生跑过来交给我捡到的10元钱,我刚要接过钱却被秦天拦了下来,我这才意识到自己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警察职权,所以这10元钱按规定要交给天安门分局的民警。总之我洋相百出,刚刚拥有的自豪又迅速被惭愧所取代。 当然也有一些搞笑的事发生,比如有一个老乡特正规地问胡铮:“听说天安门城楼子不是放光吗?怎么现在没有啊?”胡铮正不知该如何解答,从旁边又走过来的一个老乡说:“这大白天的,城楼子放光你也看不见啊,要放光得等天黑了,到时候太亮了还得罩上苫布呢……” 其他学员也比我们好不到哪儿去。爱因斯坦帮着把一个老太太送过了马路,却发现送错了方向;麻雀按老民警的指挥没收了一个小贩手里的国旗,却因为爱国心切将国旗发给了路人而遭到批评;张克放弃了平时的冷漠作风,第一次笑着解答群众提出的问题;秦天在巡视过程中被记者拍了照,照片登在了第二天的报纸上。 同样幸运的还有胡铮,他在认真解答了一个路人的询问后,不但被一旁的记者拍照,还被老民警记下了姓名,后来我们才得知问路的人竟然是公安部检查团的某位领导,他是在未作通知的情况下进行暗访的,对胡铮同学热情耐心的解答大为满意。所以大脑袋胡铮的身影于次日赫然出现在了某公安报的头版上,照片上他顶着那顶“济公”帽子正笑容可掬地为领导指路,这情景真是让我羡慕、嫉妒、恨。我只能在回家后指着报纸上照片的边缘对父母说:“看,那是我的腿。” 17∶00的时候,指挥部发出了命令,要求组织全体警力对天安门广场进行清场,为晚上的欢庆节目作准备。我们便以人民纪念碑为中心向四周开始疏导人群,广场上人群摩肩接踵,疏导起来十分困难,一时间人声鼎沸、场面混乱,我们没有喇叭,就扯着嗓子大声劝导,但态度还仍要保持和蔼,经过半个小时的努力,天安门广场才恢复了安静,人群被按时疏导到了广场的四周,我们的嗓子也都已经喊得沙哑了。 在站了3个多小时标准军姿之后,95级师兄替上了我们的位置。我们第一轮的任务完成了。我们虽已感到疲惫不堪,但丝毫没有懈怠,仍旧警容严整、口号响亮,踏着整齐划一的步伐向中山公园的方向跑去。因为是特殊日子,所以中山公园里并没有游人,在萧干事宣布就地解散休息的一刹那,我们这些刚才还精神抖擞的威武之师顿时东倒西歪起来,我和胡铮一屁股坐在了身旁的长椅上,这才感觉到从自己腰部和背部传来的阵阵酸疼。 “累死神探了……”麻雀躺在旁边的长椅上,半死不活地说。 “行了行了,给贝勒爷留个地方。”那大侠踹了麻雀一脚,坐在了旁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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