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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


  §4

  在那个阶段,我百无聊赖,在父母的催促下见了几个女孩。

  记得第一个是个幼儿园老师,个子不高,长相还可以,属于那种不难看的。见面的时候是初秋,她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大衣。大衣并不合体,看不出身材。那时我还没有结婚的打算,跟着老吴工作心里也不是很有底,所谓的相亲实际不过是种消遣。我请她吃了麦当劳,周围的环境很嘈杂,没有理查德·克莱德曼的轻音乐,也没有披头士的“Let It Be”(《顺其自然》),只有快节奏的歌曲,似乎是在催促食客赶紧用餐,然后滚蛋。女孩说话的时候很拘谨,显得不太舒适。其实我也不太舒适,因为对她根本提不起兴趣。我虽然好几年都没碰女人了,但看着对方,想象着此时此刻哪怕是在那个灯红酒绿的燕朝汇,我可能也不想对她动手动脚。我怀疑自己是不是被关得太久了,有点儿性冷淡了,失去了男人的能力。于是就耐着性子,铁杵磨针般地跟她拉扯。

  我们尴尬地聊着,一杯接一杯地续着饮料,最后那女孩终于绷不住了,起身去厕所。那一刻,她脱掉了那件深灰色的大衣,露出了原本的身材。与她小巧的脸庞相比,那身躯简直就是个庞然大物——胸大腰粗,像个中年妇女。哦,我不是歧视这种身材啊,只是不喜欢而已。我心目中理想的女人,应该是那种眼里有光,会昂着头走路,有些小傲娇的姑娘。身材不一定呈S形,但腿一定要长,要有干净的脚踝和小腿,要有白净纤细的手指。我承认自己是个理想主义者,从小到大对别人的要求比对自己要高很多,所以生活中的期望和失望总是结伴而行。当那女孩如厕归来,我已经走了,我结了账单,用番茄酱在汉堡盒子上写了一个“88”。我想那女孩应该也不会沮丧,而是会披上那件深灰色的战袍,拿出手机去预约下一个“面试”的对象。

  之后我又见了两个女孩,一个是事业单位的职员,一个是医院的护士。职员很现实,上来就问车子、房子和票子;护士很理想主义,问的是哲学、诗歌和音乐。我回答职员说自己没车、没房、没票子,但有前科;回答护士我讨厌哲学,不懂诗歌,不听音乐,看见酸文假醋的文艺青年就想吐。职员直接被我劝退,借故接个电话就撤了;而护士似乎还想说服我,问如果没有艺术,该如何度过漫漫长夜呢?我竟被问得哑口无言。是啊,我是如何面对漫漫长夜的呢?

  在快乐的时候,时间是个稍纵即逝、欢蹦乱跳的小兔子,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就溜走了。但在郁闷的时候,时间就是个拄着拐棍、步履蹒跚的老太婆,它的每一步都能让你觉得艰辛难熬。有一次,老吴带我去夜店潇洒,我喝了半打“嘉士伯”就醉了,躺在歌厅的长沙发上,做了一个特别真实的梦。在梦里,我蜷缩在高新大厦顶层的小工位里直到终老,成了个白发苍苍的小老头。醒来之后,我就不那么淡定了,心中的那头野兽似乎又掉进了囚笼之中。我开始有了离职的打算。就在这个阶段,我认识了蒋澜。

  在一次例行公事的局上,我陪着老吴应酬。桌旁坐满了社会上的三教九流,有商人、官员、掮客,也有凑数的“会儿”。我对这种局早已见怪不怪,参加这些也算是我的日常工作之一。我自然明白自己要扮演的角色,寒暄,暖场,迎来送往,按照饭桌上的规矩,沏茶倒酒,见机行事。在老吴说笑时“捧哏”,在他嘴瓢时兜底。我没有喝酒,因为完事儿之后要送老吴回家。我一直表现得很得体,压抑着心里的那几句话。我都想好了,一会儿完事儿我就跟他提出辞职。我不想再这么继续耗费人生了,我不能让自己一辈子都窝在那个小隔断里。

  酒过三巡,众人微醺,坐在主位上的王局有些高了,开始冲对面的一个女孩说黄段子。这次局是老吴为他组的,他自然决定整体的走向。我瞥见老吴冲那个女孩使了个眼色,她便主动过来敬酒。那女孩话不多,给人一种有点儿冷的感觉。她穿着一件深蓝色的风衣,头发烫成了大波浪的样子,眼睛不大,也不是双眼皮儿,但里面充盈着一种东西,看人的时候,眼神像汪池水,又像一片大海。她的身材不算傲人,个子也不算高,但比例很好,特别是一双腿,修长、纤细、白嫩。我不自觉地盯着看了几眼,但没想到撞上了她的视线。

  王局架子不小,举手投足都和他留着的大背头相配。他对老吴恰到好处的恭敬之词表现得既接受又谦虚,一看就是久经沙场的老手。面对女孩的敬酒,王局很痛快,自己满饮之后还劝对方要少喝,一下引起了众人的起哄。特别是老吴,说很少见领导这样怜香惜玉。王局很享受这种酒桌上的暧昧,哈哈大笑,女孩也表现得很得体,说了一些场面上的话就撤了回去。我拿眼瞄着那个女孩,觉得老吴今天叫她来一定有故事,大概率是在完事儿后要陪王局去风流。

  一场大酒之后,众人散场,王局却意犹未尽,暗示老吴想练练嗓子。于是老吴开了“二场”,拽了几个人陪着王局一起到了燕朝汇。我没有喝酒,自然当起了司机。老吴有两辆车,一辆是黑色的帕萨特,2.0排量,中规中矩,平时自用;另一辆是辉腾,W12发动机,3.6升自然吸气,主要用于迎来送往。这车的外形跟帕萨特区别不大,一进车厢却别有洞天,价格更是相差数倍。

  老吴要的就是这种低调奢华。他公私分得很清,白天坐帕萨特,办公事,说人话;晚上坐辉腾,办私事,说鬼话。在跟了他一段之后,我发现,他之所以能成,就在于他能做别人不能之事。他是草根出身,见识过社会的残酷,经历过人情的冷暖,嘴严、心硬,懂得趋利避害,能通过各种方式广结良缘,编织出庞大的关系网。无论是此刻坐在后面的王局,还是之前的陈铭、马林,只要能对他有所帮助的,他都来者不拒,然后迅速与之结成利益共同体,让他们为自己所用。这才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原因。想到这里,我又对老吴多了一份新的认识。

  燕朝汇我是去过几次的,但进入顶层包间却是第一回。据说那里的费用不菲,可见王局对老吴的重要性。一个穿着暴露的领班跟老吴打情骂俏,不叫他吴总叫他伟哥,让人听了浮想联翩。一个精明的商人是要能白天做人,晚上做鬼的,老吴显然符合这样的标准。他收起了眼镜,拽掉了领带,把衬衫拽到了裤子外,陪王局走进了包间。我在门外等着,时刻准备听老吴差遣。只要他一招呼,我就立马到一楼结账。每次组局,老吴都会分若干次结账。第一次是在客人到来之前,那时已点好菜肴,醒好红酒,询问好是否能赠送果盘,依据基础的人数点好例份的菜品,然后结账,不开发票。

  这样既避免了被别人抢着买单,失去主动权,又能游刃有余地在局上周旋,中途不离席。而其他几次结账就要看宴请的进展了。总的来说,客人是不会在局中抢着埋单的,因为每个局都有一定的目的,或洽谈项目或拉拢关系,借着饭桌说一些在办公室不好挑明的话,借着酒劲儿探一下对方的底线,而一旦被人抢着埋单,不但这个局白组,而且丢了面子。所以我得时刻绷紧神经,别忘了,凭着王局的身份,抢着埋单的不在少数,万一燕朝汇的老板显起“勤儿”①来把账给免了,就更没意思了。

  【①显勤儿:方言,指献殷勤。】

  但没想到,当我来到前台准备结第一次账的时候,服务员告知我,账已经结完了。这下我急了,忙问是谁干的。服务员想息事宁人,就在那儿装糊涂、和稀泥、推太极,我却不依不饶,非要问出个子丑寅卯。正在这时,那个女孩出现了,就是那个穿着深蓝色风衣,单眼皮儿,大波浪,一双大长腿的姑娘。

  “路总,我已经结了。”她说。

  我直视她的眼睛,没有说话,猜测着她的身份。会是这里的“妈咪”吗?看样子不像。要知道,在这儿耍一次可不是个小数。

  “别误会,我叫蒋澜,也是吴总的朋友。”蒋澜刻意加重了“吴总”二字,“我经常听他说你,有能力、懂规矩,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她客套着。

  我知道这个时候,自己该谦恭地笑笑,或者与她握手,但我没这么做,而是冷冷地说:“把发票给我,报销之后我打到你账户。”我的语气不容置疑。

  蒋澜笑了:“我看没这个必要吧。”

  我停顿了一下,审视着她:“草字头的蒋,兰花的兰?”

  “波澜的澜。”蒋澜并没有被我的气势吓倒。

  “波兰就是被德国‘闪电战’的那个波兰?”我表情不变。

  蒋澜笑了,算是接受了这个冷笑话:“你跟别人说话也一直这样吗?带有威胁性和压迫感?像个第三帝国的军官。”

  我挤出一丝笑容:“没有没有,我是怕老吴找我麻烦。”

  我们一来一往地试探着虚实。蒋澜从坤包里拿出一支笔,走到我面前,用她的右手拽起了我的左手,在上面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和电话,然后婀娜地转身,款款地走了。这下轮到我发愣了。我没想到这个女人做事这么干净利落又潇洒果断,在光怪陆离的灯光之中,像个谜一样地等待我去解答。

  其实在入狱之前,我身边是没怎么缺过女人的。我在上学的时候就是个情种,大学时女朋友换了三个,每次分手我不会像哲学家、诗人或音乐家那样在雨中漫步,顾影自怜。我总是很决绝,说断就断,然后重新开始。我一直能把灵魂和肉体分得很清楚,懂得什么是爱,什么是欲。所以即使在之前的事上栽过跟头,也自认为不会折在女人身上。但不知为什么,从那晚开始,蒋澜的身影总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她像个未解的谜语,引人浮想联翩,令人魂不守舍。

  我知道自己遇到对手了。

  那天的局很成功,虽然老吴没有明说,但从他的表情就能看出,他达到了预定的目的。王局很尽兴,操着麦克风高唱着,在一通“Let it be, let it be”之后,才出了门。他走的时候,没坐老吴的辉腾,而是被一辆商务车接走了。车停在了地库的电梯门口,具体上了几个人,只有王局和老吴知道。

  我在开着辉腾送老吴的时候,本想问他关于蒋澜的情况,但话到嘴边又停住了,我不想让自己被动,以免在日后的接触中落于下风。但我直到目送他上楼,也没把辞职的事儿说出口。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突然就不想走了,是不是因为蒋澜。我有预感,自己会和她发生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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