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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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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郭立明一直没敢回到上飞机时分配给他的那个位子上去。这几十分钟里,他的确一直坐在离贡开宸不远的那个空位上,密切地注视着贡开宸脸色和脸部神情的每一点细微变化。后舱的暗处,还坐着两位军医。这是应郭立明的要求,由军区空军派来的。郭立明没让他俩穿白大褂。他不想让贡书记觉出有大夫随行,不想把这一路上的气氛搞“紧张”了。按说,六十岁刚出一点头的贡开宸身体一直还是挺好的,无非就是有一点晕机(跟年轻时就有的那点恐高症有关吧),一般情况下,吃一两片“乘晕宁”或“安定”,闭上眼睛歇息一会儿,等一接着药性,就没事了。郭立明跟着,经历过多少回了,每一回都这样。但这一回,郭立明却不敢大意。这一段时间以来,“老人家‘的状况有所变化,一向挺正常的血压,高压却时常会突破一百四十这条警戒线。睡眠更不好了。过去一两片安眠药就能被”打倒“的他,现在往往三片四片也”打不倒“了。眼圈发青了,并且出现了衰老的重要症状——眼袋严重下垂,头发越见稀疏,脸部的肌肉也日见松弛…… 正如贡开宸料想的那样,郭立明还想在飞机降落前,找个机会向他做一个情况汇报。 但跟贡开宸猜想的不一样,郭立明要汇报的,并非是马扬的情况。前些日子,郭立明的确主动去了解了一下那个马扬。郭立明很明白,贡开宸早晚是要找这个“马扬”的。不管是正面找,还是侧面找,是悄悄地找,还是“大张旗鼓”地找,事先准备好一份有关马扬的详细资料,是绝对必要的。避免事到临头,被动。但此时此刻,他觉得最重要的还不是“马扬”。一向谨慎有余的他,鼓起千百倍勇气,要犯一次自己人生的大忌,做一件自打来到贡开宸身边后从来也不会做、从来也不敢做的事情:干预一下这位省委一把手的一次重大决策——他要力谏贡开宸,让他千万不要去主动请辞。 郭立明是在一个很偶然的情况下,得知贡开宸已经向中央写了请辞报告的。他当然不会去翻看贡开宸的抽屉。但按保密规定,他有责任每天去清理书记使用的字纸篓。一旦发现有记录带密级内容的废弃字纸,在以往,当天就得交保密室,集中销毁。现在各办公室添置了先进的碎纸机,便自行先将它们粉碎,等粉碎机贮藏箱里的积存物累积到一定程度,再取出一并交保密室处理。那天,他就是在清理字纸篓时,发现了贡开宸扔弃的那份最原始的请辞报告草稿的。一开始,他并没有把它当一回事。因为,他跟省委大楼里的每一个人一样,绝对不会相信,生性刚强、并历来自信的贡开宸竟然会“主动请辞”。完全不可能嘛。 贡开宸头脑里即便也会偶尔冒出这种想法,充其量也是一时性起,说说气话,发泄一下,而已而已。但后来,一再地在字纸篓里发现此报告不同稿本的“残片”,经过仔细比照,“研究”,他看出,书记是在反复修改着这份报告,精心地运作这件事,他才渐渐地把它当真了。但他还是不相信,到最后一刻,贡书记真的会向中央呈递这份报告。一直到今天下午七点左右,贡书记的大儿媳修小眉打来一个电话,才使他确信,这一回贡书记是动真格儿的了。那时候,他们已经准备要去机场。 修小眉间,出什么事了,要赶去北京?郭立明说,没什么事啊,就是中央领导召见。修小眉追问,真没出什么事?郭立明反问,你觉得呢?修小眉迟疑了一下说,没出什么事,他为什么要我马上把全家人都召集到枫林路十一号(贡开宸的住宅小院),并下达了严格的禁行令:在他回到K省前,不许家人随意离开枫林路十一号外出活动。特殊情况者也不得例外。一定要外出者,必须获得他本人或修小眉的批准。但他又告诉修小眉,在他赴京期间,家人中不管是谁、以什么事由向她请假外出,她都不要准许。否则,便拿她是问。听修小眉这么一说,郭立明心里一紧,嘴里却只是曼声笑应道,是吗?那贡书记对你们可就是太严厉了。 “我爸他真的没事?”修小眉的声音中已经带上许多不安和忧戚的成分了,“他……他真的要被免职了?”从她嘴里突然蹦出关键的这一句。 “免职?开玩笑。谁跟你传这个谣?”郭立明竭力让自己的声音显得平静。“你真不知道?”修小眉的声音开始发抖。 “谁说的?告诉我。”郭立明严肃起来。 “……”修小眉沉默着,从电话里传来她粗重的喘息声。又过了一会儿,她说道:“我看到……看到他写给中央的那份辞职报告了……” “你怎么看到的?”郭立明追问。 “……”又是短暂的沉默。 “修大姐……” “……有三四天了吧……那天晚上我上枫林路十一号给他送药……你知道的……最近他血压不太稳定……睡眠也不太好。我又不太放心你们省委大楼门诊室那两个实习大夫,所以,总是从我自己的医院里取一点药给他送去……我赶到枫林路十一号,不算晚,九点来钟,到他房间,就看见他正歪坐在那把旧的藤躺椅里睡着哩……最近他有这个毛病,晚上八点到九点之间,总要打一会儿瞌睡(这个‘新变化’郭立明也发现了)。然后,精神特别昂奋,可以一直工作到后半夜。我走进房间,发现有两页古代样式的信纸从躺椅的扶手上掉在地板上”就是那份辞职报告?”郭立明问。他有点着急了。因为去机场的车已经在楼下等着了。 “你知道?”修小眉略感意外。 “我不知道。修大姐,请抓紧时间,说最重要的:你究竟觉察到了什么?要我做什么?” “……等我把那两页信纸从地上捡起,他就醒了。见我拿着那两页信纸,他显得特别紧张,就一个劲儿地追问我,到底看了没有;还一再告诫我,不管我看到什么,都不许跟任何人说。我告诉他,我什么也没看。实际上我是看了。信写得很短,也就三四百字吧,意思非常明白,就是要为K省发生的一切承担他应该承担的责任,辞去省委书记一职……今天,也就半个小时前吧,他又打电话给我,一是吩咐我召集家人,再一个就是叮嘱我,在他从北京回来前,不能对任何人说起这份报告的事。我问他,这次去北京最主要的是谈他的辞职问题吗?他批评了我,说这种事不该我问。我说这么多年,我一直是非常听话的,从来不过问家政以外的事,但这一回希望他能冷静一点,慎重考虑这个辞职问题……我没把话说完。我害怕他会像以往那样,只要听到我们这些子女对他工作方面的事发表言论,就会扯着嗓门打断我们的话……但今天他没有。我停下后许久,大概有半分钟,也许都有一分钟,他居然一直保持着沉默,然后轻轻地叹了口气,说了声,‘在我回来前,替我管住志和、志雄他们……就这样吧……’放下了电话……” “情况我知道了。你看……你看……要我做点什么?”郭立明拿起出差应急时用的公文包,急切地问。 “劝劝他……劝劝他……真的去劝劝他……”说到最后一句时,修小眉显得异常着急。 等郭立明放下电话赶到楼下,贡开宸正在和来送行的省长邱宏元、省委副书记宋海峰和省委秘书长高昌小声地说着什么,好像是在谈因他突然去北京,而不得不延期举行的省社科院理论研讨会的事。贡开宸上任伊始,便要求省社科院组织一次大型的理论研讨会,约请国内外知名学者和卓越的实际工作者(退休的省市长或在位的大企业家)就K省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和对今后几年的展望,做“无约定”的讨论和评判。以后,便形成了“制度”,每两年举办一届。时间大约都在秋末冬初。现在又到研讨的时候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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