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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二

高地那边到底咋样了？他不能平静。但他没去找过老爷子。他连一次探亲假都没请过。老爷子离不开他。这不假，骆驼圈子再没第二个高中生。这些年，连老爷子的家信，都是他给代写的。骆驼圈子够他忙乎的。这都不假。但最主要的，还是因为自己丢了党籍，没脸面去见“江东父老”；也怕场部的那帮子还记着他，还会给他“紧鞋带”，卡他，不放他走。他不想去碰壁……他呢，也不服气，不认输，不肯就此走了。就此走了，这十四年算个啥？水流过还要在岸脚根上涮三涮呢，我这算啥？真全错了？鸟毛灰！再者，还有桂荣……咋办？大伙儿说他俩的事，也有两年了吧。先是悄悄地说，背着老爷子说。后来，当着老爷子的面也开这玩笑。老爷子笑笑，不表态。什么意思？是没把它当回子事，还是也有那么点想法？摸不准。谢平呢，一老认为，桂荣是自己的学生，是子侄辈的人。 　　虽然从桂荣嘴里，这种辈分关系有过极其明显的变化，从“小谢叔叔”到“谢老师”，到“谢平哥”，到“谢平”……但谢平并没多大在意。因为在这些年改变了对他称呼的，远不止桂荣一个。拿桂耀来说吧，去西安上大学前，就拍着谢平的肩膀，叫“老谢”了。前年回来过寒假，头一天见面还叫了声“谢老师”，后来一直叫“谢平”：“谢平，你怎么还是那副老样子呢？”就这种口气。不过，说他真一点没有意识到桂荣在这期间感情上潜移默化的变化，那也是假话。不，他意识到了，在人们开他们的玩笑之前，就意识到了。桂荣常上他小屋里来。家里有啥好吃的，总端一碗搁他窗台上。过去做女孩时，总欢蹦乱跳拉着谢平上家里去吃。后来不了，宁愿端来，看着谢平吃，把碗洗了，再走。她什么都跟谢平说，什么都来问谢平。 　　谢平要回答了呢，她就高高兴兴地说声：“行，就这么着！我瞧着也是！”谢平要不回答呢，她心里乱，还会难过。过好几天，她都还会来问你：“那天你咋不吭气？我咋惹了你？”特别是从场子女校念完高中，老爷子偏要留她在身边，不让她去考大学之后，她几乎把今后生活的希望全寄托在谢平身上了。从那以后，她对谢平的态度有了明显的变化和进展。谢平默默地接受了桂荣的这种种变化。它是无法抗拒的。桑那高地太空旷了，人们从来就习惯让许多事儿自然地发生，自然地消亡，随它自然地来，随它自然地去。从一个群体的素质来说，谢平再没见过，还有什么地方的人能有这般的忍受力，能这般宽容、放达。他们周围不管发生了什么，他们都能把它看做是应该的，自然而然要发生的。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该这么着。要不，你说咋办？”好比“飞机场”边起那几棵歪歪扭扭的沙枣树，到底是咋长出来，又咋枯死的，没人去问个究竟。就该这么着的嘛！ 　　对待桂荣，谢平也是如此。自然而然地发生了，也就自然而然地接受了。至于，老爷子到底肯不肯把这“金疙瘩蛋”舍给他，他比她大十来岁，到底般配不般配，他都不去想。操！撒开了缰绳遛马，总会到一个地方的，还能走出地球去了？由它去！他一直持这种态度。得到齐景芳透给的这信儿，他觉得再不能由着“儿马蛋子”遛了，得有个态度拿个准主意了。场部发给他通知，这说明场部的人没忘记他，不再卡他。这使他大松了口气。他高兴，老爷子扣他通知，是舍不得他，是离不开他。这说明，自己在骆驼圈子的这十四年，没白待，苦没白吃。现在，他得让老爷子表明态度：到底是留他，还是放他。或者是放他，给个机会，去看看外边那个阔别了十四年的世界；或者是留他。那他就要成家了，得坦白地向老爷子伸手要桂荣了……三十三岁，也应该了。 　　十八 　　风儿啊，你慢慢地吹…… 　　大门上剥啄剥啄响，桂荣先没在意。她想：这么个大黑风天，又下恁大的雪，谁闲疯了，还来串门？所以，她只以为是漆布面子的棉门帘在风中甩打哩。但再听，便听到，在那剥啄声的间歇里，有脚步极不耐烦极焦躁地在木台阶上来回走动。是那笨重的毡筒踏着朽烂的木板，嘎吱嘎吱颤悠，才认定真有人敲门，还是个急性子人。她便嘀咕了一声：“咋回子事吗，黑天也不让人安生！”便从床头板上用力抽下一根浅驼色挑花边的三角拉毛头巾，走去开门。走过大衣柜前，对着穿衣镜，又稍稍侧转过身去，看了看头巾顶角在肩后窝住没有；而后，用两只手轻轻带住头巾的两只前角，让它们往中间靠拢来点，遮住自己跟发面馍似的高高隆起的胸部。这些日子，淡见三去福海县办事，带桂荣走了几趟，认识了刘县长的儿子刘延军。延军带她到县委别的领导家串门。 　　她看到那些有身份人家的女子，特别是那些跟她差不多年纪，身架刚长开了的年轻闺女，待在屋里的时候，根本不像她们骆驼圈子的女人似的，扒了棉袄，还穿褂子。人家就那么件贴身的细毛衣，但凡有客来，大不了，肩上再围块头巾，把自己胸前那块高得忒有些招眼的地方掩一掩，让人觉得又是那么自然大度，又是那么洒脱含蓄，真是又活泼又得体。真亏她们想得出的！叫桂荣羡慕死！也不知为什么，看见她们那大方的新鲜的模样，她的心就会慌乱得跟没定性的拨浪鼓似的，在她丰润的胸壁后头涌撞。 　　离开县城时，吉普车（小刘派的车）都开到县税务局南头的镇市梢了，她又让折回去，到县百货公司买了这条三角头巾。在柜台前还真好费了番踌躇，在恁些真丝的、尼龙绸的、乔其纱的、印花的、夹金丝银丝的头巾里，挑半天，也拿不定主意。售货员见她那一身打扮，料定她不是县城里的姑娘，随手撂了这么条浅驼色的拉毛头巾，她倒看中了。倒不是一定认为它就有多么好，只是当别人撂出一条头巾，建议她买这条时，她的思想才活跃起来，也才有了定见。从小她就习惯了得有人给她拿主意。“我看也是。这颜色、式样都合适。我要围着那些水红翠绿的、金光灿灿的，咋在骆驼圈子走动？”就这样，她心悦诚服地买回了这条人家的“滞销货”。 　　桂荣拨开门销，见是谢平，惊喜万分，叫：“天爷！咋是你呢？”她仿佛被门外浓雾似的寒气重重击中了似的，微微地战栗着，小小的圆脸上，立马闪出那样动人的喜出望外的光彩。她把两只小手紧紧捏在一起，放在嘴前，真呆住了。而后她才想起该关门，该帮谢平去脱皮大衣，该去接过他扔下的皮帽、皮手套、那根她用自己捻的粗毛线替他织起来的土白色的加长围巾，还有那支步枪——黑夜起敏什托洛盖沙包群里过，是绝不能少了它的…… 　　所有这一切，对十七岁以后简直就再没长个儿的桂荣来说，显然太庞杂，太沉重了。她抱不住了，步枪“嗵”的一声砸到了地板上。 　　“捡一捡呀。你！”桂荣撅起嘴，跺着脚，叫。胸前那一大抱衣物，抵住了她的下巴，使她根本低不下头，也难以弯下腰来看枪到底掉在哪儿了。 　　谢平没去捡枪。枪掉在老爷子家的地板上，还着什么急？一进门，骤然间极悬殊的温差变化，叫他脸上冻伤的那处一跳一跳地剧痛。“你舅爹呢，没在家？”他拱起个手掌，罩在伤疼的那半拉脸上，怕暗处再有啥戳住它。 　　“你脸咋了？”桂荣惊问。 　　“别大惊小怪。我问你，分场长呢？” 　　“回来就查户口呢？”桂荣见他不回答自己的关切，一心只在问老舅爹，便不高兴；把衣物抱进自己房里，拾起枪，撂给谢平，自管自进屋，不理谢平了。 　　“人家有急事！”谢平跟进屋，解释道。 　　“冻成那样，还急！”桂荣眼圈红了。她已经跟谢平吵过几回，不让他再去带队架线。谢平说：“我不去，让你舅爹去？”桂荣说：“骆驼圈子除了你跟我舅爹，就再没大活人了？”谢平说：“又不只是我一个在一百零五公里。”桂荣说：“行嘛！你去呀！你充好佬！挨冻的又不是我。我淡吃萝卜闲（咸）操心，干吗呀！”这样的争执每回都以桂荣心疼地掉泪，谢平闭口不言语结束。 　　“你呀，怎么老也长不大……”谢平掏出手绢递给她。 　　她狠狠地打了他手一下，把那手绢打掉在地上，恨恨地说：“你那‘抹布’是擦脸的吗？”倒也是。那手绢黑脏黑脏，团起，皱起，实在也是怕人。她骂着，扑哧一声又笑了，拾起手绢，撂床底下的脸盆里，重拿块干净的给了他，这才言归正传，问：“啥事恁要紧？这大雪天往回赶，不要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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