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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九

还是煮一锅手抓羊肉，筛上满杯的窖藏白酒。（这酒直接从场部加工厂酿酒分厂酒窖里，用木桶灌来）他已经喝不多了。桂荣也不许他多喝。他只是要这点热闹，只是坐一边，穿着桂荣给他用土毛线织的厚毛衣，外边再加件黑粗呢制服，捧着他那小桶似的大白瓷茶缸，瞅着他的那些个班组长在自己跟前斗嘴逗乐，他心里痛快。奇怪的是，他并不显老，头上的白发还是恁多。要知道，他的头发起他三十岁在部队上当营长时，就开始花搭着白开了，那时叫他“少白头”。桂荣长大，从舅娘手里接过全摊家务之后，几间屋全变了样，干净了不说，也没添多少东西，但怎么瞧着怎么舒服，确实的像那么回子事了。 　　谢平呢，习惯了桑那高地的风，习惯了桑那高地的太阳，（他晒得多黑啊！）习惯了长在砂砾缝中那些坚硬的芨芨草，习惯了老爷子家那只被煤烟熏得恁黑的炖鸡的陶罐，习惯了闲下来，在老爷子家门前的木台阶栏杆上静静地一坐半天：啥也不想，啥也不做，一只脚跷在栏杆上，手里抓着根柔柔的马鞭，眯细着眼，去看净蓝净蓝的远天。这一刻，啥都没有，又啥都有。那种寂静，那种悠远，那种广大，那种永恒，那种原始，那种粗犷，那种记忆和遗忘……没有人再给他写信。他也不给任何人写信。除了妈妈。骆驼圈子再没有第二个上海人。从到骆驼圈子后的第二天，他就下决心忘掉自己是上海人。一过十三年，他已经不会说上海话了。舌头硬了。即便在梦中，跟人吵架，他说的也是那种在农场通用的河南官话。他常常想，我终于在骆驼圈子戳住了，待下来了，这就是我的胜利。 　　这些年里，他到场部去过一次。那是有人跌跌撞撞来报信儿，说，场部的学生和机修连、加工厂的工人“造反”，把场首长全圈起来，关在子女校菜窖里了……都吵着向他们要经费，要他们承认他们成立的“造反团”。 场首长们开始不同意，说兵团没发这样的文件。被踢了两脚，虽然兵团还是没下文件，他们却同意了。也有继续公开坚持不同意的，那实在是少数。只好继续把他们关到菜窖里，还要让他们靠边站。骆驼圈子有新生员，上边有规定，这样的单位不许开展“四大”。老爷子让淡见三和于书田把仓库里五支步枪取了出来，让转业战士轮流值班，背着枪巡逻。最远的一个岗哨放到一公里外的扎扎木台高包上，不许外人闯骆驼圈子。这情势，叫谢平急煞。他这些年一直想：场里的领导慢慢地冷静些了，会觉得当时给他的处分太重。他们会念及他当时的年轻幼稚，念及他当时的热情，重新讨论这个处分。 　　老爷子和赵队长也常这么安慰他。赵队长也常说，你跟我不一样。你到底怎么着了他们？没有呀！等他们觉得把你治老实了，他们会重新来处理你的问题的。谢平想想，也是的。我没怎么着呀！所以，总怀着一种隐隐约约的期望，在等待着。现在这些领导靠边了，谁来给他重作处理，重新考虑他的党籍问题？新人掌权，他们了解情况吗？从不了解到了解，又要一拖多少年。他已经拖不起了。也三十出头了！他得去找那些老领导。就这样，他到了场部。谢平到场部，两派已经打得很厉害。一派退到羊马河这头，死守场部的一派便炸断了河上木石垒的大桥。谢平也进不了场部。 　　后来他帮着河这头的一派到骆驼圈子附近的三台子林场找来五卡车木料，把炸断的一截架起来。这一派得以冲过去，打了个人仰马翻，从菜窖里揪回被“明斗暗保”着的场长政委。谢平的原意是让这一派的人跟场长政委好好说一说，抓紧时间重新讨论一下他的问题。这一派的头却哈哈大笑：“你还要让他们批准你入党？你要入的是什么党？你真是‘桃花源’中人？还是在装疯卖傻？”他们不让他接近“看护”起来的场长政委。虽然，是他替他们到三台子林场找来五车木料后，他们才能冲过河去，占领场部。 　　还有一次，他差点到了场部。那是两年前。“上武天”（上海武汉天津）青年三千人聚集在废弃的柳树沟水库旧址里，开会请求返城。那时，各地文化革命中上山下乡的红卫兵们，作为知青都返得差不多了，上边唯独不承认这些“文革”前下乡的是“知青”，认为：中央批准知青返城的政策不针对他们。消息传到羊马河，好像冷水泼进滚油锅，在两个小时里，各分场各连队的电话全被“上武天”们占住，所有的汽车、拖车都让他们开起去“串联”。没人敢拦，也没人想拦。队长指导员听着车子发动，一辆接一辆开走，都默坐在不点灯的办公室里，谁也不知道下一步还会发生什么，都在等总场的指示。三四天后，三千人便涌向柳树沟。水库的大凹坑里，燃起了几十堆彻夜不灭的篝火。这些差不多都已经结了婚、有了孩子的“老青年”，激动得浑身发抖，争论着如何打开缺口，争取重回上海、回武汉、回天津。他们差不多能背诵有关知青问题的全部“中发”文件的每一条细目。 　　他们想，我们自己就这样了，但我们的孩子呢？孩子的孩子呢？孩子的孩子的孩子呢……永远永远地吃苞谷馍？三千人作出的第一个决定，派三十个代表，组成请愿团去乌鲁木齐和北京，要求认可“知青”身份；并根据他们这批“老青年”的特定情况，制定容得他们返城的政策。三十个名额的分配：上海十五，天津六，武汉九。这是根据到场的青年的籍贯，按一百抽一的原则定出。请愿团的三人领导小组，则由“上武大”各出一名。天津青年武汉青年很快选出了自己的代表，并报出了参加领导小组的人。上海青年却只选了十四个。留下一个名额，几乎一致动议，要去骆驼圈子把谢平请出来，也希望由他和秦嘉两人中出一个，代表上海青年参加领导小组。这时的秦嘉并不在水库大坑里。她还在场部，已任了场子女校的副指导员，没来###。他们派人赶到骆驼圈子，被老爷子的岗哨截住。 　　第二回又派计镇华、马连成去，事先还给谢平发了信，约定了时间。半夜，绕过扎扎木台高包，进了分场部，摸到干沟边那间小土屋跟前。敲敲门，里边没人。再敲敲门，还是没人应。这才发现，门鼻子上挂着将军不下马的大铁锁，足有半斤重。两次敲门，惊动了老爷子的游动哨，又是鸣枪警告，又喊“捉贼”，一下拥上来七八个人，还有新生员。虽然没有捆这两个人，但揪头发的揪头发，拧胳膊的拧胳膊，把他俩推下了干沟。他俩爬到干沟那边，留又留不住，走又不舍得走，看看天快亮了，一千五百个伙伴还在水库上等着他俩的回音，便拉开嗓门大喊：“谢平，我们是镇华、连成——你听到了没有？他们不让我们过来，我们只好走了。大伙儿等着你来拿主意呢。水库上见不着，我们就在乌鲁木齐等你。乌鲁木齐见不着，我们在北京等你——”他们反反复复足足喊了半个时辰。隔着干沟，在清晨的寒风里，听起来跟狼嗥的一样。直到这边不耐烦了，再次鸣枪警告，并派人追过干沟去，他俩才撒腿跑了。 　　谢平这时在哪里？在老爷子家里。在场的还有淡见三、于书田。他俩一个手里提着一根铁锹把，看在门口。老爷子对谢平说：“你让他们闹去。你给我老实些。你跟他们不一样。你丢了一回党籍，再闹你就得穿一辈子黑袄！”谢平刷白了脸，弯腰坐着。他求老爷子，让他开开窗户，答应镇华、连成他俩一声。隔了这样的十来年，伙伴们并没忘了他，他得答应他俩一声。哪怕不去，也得应一声：“镇华、连成，我听见了。你们走吧——”但老爷子不让。老爷子说：“他们来寻的，是过去那个谢平。你不是了。你敢朝窗前迈一步试试，迈哪条腿，我就打断你哪条。古往今来，在羊马河，不听话的，有一个有好结局的吗？你不想想你那个赵长泰！恁好忘事？”但这一回，却偏偏没让老爷子说中。三千个“上武天”闹腾一番，开始确有人被拘留，受审查。但不久上边催促下来，放人。又不久，为“上武天”们制订的文件传达下来了。他们中间，在政策杠杠里边的，便陆陆续续开始办理手续，返回他们阔别的上海、天津、武汉……有的去了香港、神户、美国的新泽西州、加拿大的多伦多，等等等等。土里再度泛洋。六十年风水颠倒过。 　　轰轰烈烈地来，又“轰轰烈烈”地回。 　　年轻人干什么都讲究个“轰轰烈烈”。 　　而谢平，慢慢地也到了三十三岁那年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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