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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

这一段肃反补课正紧。常有突然被通知别去听课而再没回班上来的事。他在宿舍里呆坐起。几分钟后被人叫到校本部。有不认识的几位，很严肃地坐在一排办公桌的后头。验明他身份，便直截了当地追问“木读镇血案”。他反复申明，开枪令是那个伪省总部下的。他反对这么干。伪省总部派来侍卫队，监督执行。他军职在身，无法违抗。事实真相就是如此。他脸色苍白。结结巴巴。干咽唾沫。总以为当年交给肖天放保管的那一纸开枪令，早已不复存在。因为最可怕的是自己为了解脱肖天放，在这张纸的背后，注上了一笔，肖天放让护卫支队开枪，是执行了朱贵铃的命令。坐在桌子后头的那几位，脸色越来越难看，先扔出了他们去哈捷拉吉里村找肖天放拿回来的一张纸条。肖天放在纸条上写着：“朱贵铃，向人民认罪吧。我们都不要一错再错下去了。”接着又向他亮出了当年的那纸开枪令。翻过来，他给肖天放的那道“手谕”，依然清晰可辨，几乎还跟当年写下时一样完整。朱贵铃几乎要瘫倒。他在心里连连叫道：“肖天放啊肖天放，你真坑苦了我……”最后验证开枪令确系发自上头，他只负执行的责任，只被判了两年徒刑。被送到阿伦古湖的那边，一个专为犯事的起义高级军官服刑而设置的营地。营地太大，四周无法砌高墙。 　　外沿有一道宽五十米的松软隔离带，是用拖拉机犁出来的黄土带。这条松软地带上能留下任何一个越狱者的脚印。以后的事情，便可由警犬帮着完成。黄土带前每隔百十米，便栽着一块醒目的木牌。木牌上写着醒目的“禁区”二字。根据营规，越过木牌一步，无论是流动的还是固定的步哨或骑哨，便可以开枪。他常常站在黄土带的边起，眺望老满堡的城墙。他后悔当年听从了祖父，去印度，上军校。或者索性固执己见，再不离开印度，事情也会是另一种模样。他曾经想不顾一切冲一冲那由黄土带组成的警戒线，引得警卫一起向他开枪。换上黑囚服，跟几百名服刑者一起，分乘十几辆加长的四轮槽子车，重返阿伦古湖时，他的确想还是死了好。姐姐专程来送行。姐姐虽然没带双胞胎来。她不想让孩子们看到这个场面，留下这种记忆。但姐姐还是使他想起了自己还是个“父亲”。 　　他不能把有待养活的两个孩子都扔给既黑又瘦的姐姐。他能熬过、也应熬过这有形的两年。虽然无形的“黑棉袄”可能要他驮一辈子，但他总还能挣一份并不脏的工资，养活理该由他养活的骨肉。这点义务，他不能不尽。管教人员发给他们路上使用的干粮袋。他去接干粮袋时，勉强地向姐姐笑了笑。姐姐后来说，她一辈子忘不了他的这一下笑。她即便死，也合得上眼了。在说过这话的三个星期后，她病死在老家县医院急诊室门外的走廊里。那天在走廊里躺着的还有十八个炸铁矿石而断了腿的民工，十二个吃错了麻壳笋而食物中毒的学生，三个把酒精当酒偷来喝而昏迷不醒喘息不止的老头，一个被决意忏悔改过的姘头咬掉半个舌头的浑球，在接受观察、等待空床位。 　　但使他惊奇的是，他在那营地里只待了半年，就被迺发五接出去“监外执行”了。迺发五依然还把他放在“特勤分队”的小天地里。让他经常翻译一点英文的农业资料。这些资料都由一个秘书直接送到朱贵铃手里，翻译好了，再由这位秘书直接取走。孩子们由老家的一个亲戚抚养。后来他得知，在这没有薪水的两年里，是迺发五派人给这两个孩子寄生活费。后来又把他俩接到木西沟来，放在他身边。迺发五担心老家的地方政府会因为朱贵铃的事，歧视这两个孩子。在木西沟，一切由他说了算，总要好办得多。朱贵铃曾经写过八封信去感谢迺发五，这些信原封不动地都给退了回来。迺发五几次来“特勤分队”检查新品种长绒棉试种情况，他都想上前跟他说几句好话，迺发五却都像不认识他似的，不加理会。一直到刑满那天，他突然接到迺发五亲自打来的一个电话。电话里，迺发五只跟他说了两句话，一。从今往后，好好于；二、该去看看那两个孩子了。朱贵铃哭了。抓住电话，哽咽不止。 　　孩子接来后，朱贵铃却一定要他俩跟他划清界限。孩子们哭着喊：“爸，你不要我们了？”朱贵铃说：“我负责抚养你们。但我们没有父子关系。我不配做你们的爸爸。”后来，迺发五就把朱贵铃调到木西沟农场管理处机关，在基建科过渡了一下，调人最重要的生产科任科长，协助迺发五管理十六个农场的农业生产这一项目。 　　朱贵铃又可以有自己独门独户的小院了。但他没要。他仍然住办公室。也一直没再娶妻。他完全变了个人。他甚至不想让两个儿子读完中学，就要他俩去于活儿。孩子们没听他的。后来，他又限定他俩在三十岁前绝不许接近女人。他俩又没听他的。第一次违父命，有迺发五在暗中襄助。两个儿子不仅读完了中学，还考上了农学院的大专班。第二次违命，没有迺发五的插手，应该说还是朱贵铃自己造成的。正常恢复工作后，朱贵铃恢复了与儿子的来往。但他决不让这来往影响到他工作。他知道自己在生产科的这个位置来之极为不易。他生怕别人使坏，撬开了他。他像一只抱窝的母鸡看守自己屁股底下那窝鸡子一样，警守着自己这个位置。他不让任何人经手生产科的业务。但凡生产上有需要找迺发五汇报请示，他一定亲自去办。有一回糖尿病急性发作，血糖三个加，又并发肺炎、小腿溃疡、大便带血。颈椎扭伤、坐骨神经疼痛……他去管理处医院门诊，大夫要给他作紧急治疗。那天垦区总部刚巧有一个关于三秋战役的紧急通知，下达到迺发五那儿。迺发五便要生产科组织实施。电话打到生产科，在电话机旁值班的是个新分来不久的大学生。 　　他觉得科长生病，这件事又火烧眉毛，就去了政委办公室，领受任务。他刚走，科里就有稍年长一些、曾在这方面有过教训的同志，马上往医院门诊打电话。朱贵铃得讯，一定要让大夫拔去正在输液的针头。愣是让人搀扶着赶到迺发五办公室，先检查自己失职，接着支开那小年轻，掏出笔记本来记迺发五的指示精神。他决不能让迺发五产生一丝一毫这样的想法：在木西沟，没有朱贵铃，生产科的工作也照常在运转。他要让迺发五清楚地感觉到，他朱贵铃没二价地在倾全力为他工作。在木西沟的生产科，没有另外一个什么人，能替代得了他朱贵铃。他几乎把两个儿子完全都忘在了脑后。儿子来看他，他也只是匆匆忙忙在办公室的一个小煤油炉上给他们下一点挂面。三个人挤在那一张办公桌前，稀里哗啦地喝。这时，大儿子准备考研究生。小儿子在木西沟兽医站当医助。爷仁相对无言。或者问一声：“还好着吧！”就再没什么可说的了。他忙着去整理当天的生产战报——各种田间作业的进展情况统计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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