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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九

　　我匆匆走进谭宗三的新监室。助手在我身后端着一盏煤油灯。陪同我走进监室的还有那两位大胡子值班看守。谭宗三慌慌地站了起来。脸色显得格外地苍白。怀里还抱着那一小包东西。即便是这样，他也没忘了惶惶地拉一下袖口，想在我面前遮掩一下腕子上那副黑黢黢的熟铁锻打的手铐。

　　“坐……”几秒钟后，他稍稍恢复了一点平静，又本能地显露出他那股“文静的”和“绅士的”风度气派，淡淡地。（虽然多少已有了一点尴尬）笑了笑，先把那个小包安放到地铺上，然后挺直了一下上身，用友好的（虽然也已多少带上了一点讨好的）目光，去跟其他那几位打了个招呼。新监室里连一张板凳都没有。坐什么坐？他很快知道自己说漏了嘴。歉疚地看看我。但看到我一直板着脸，他脸上那勉强流露的微笑也立即收敛去了。

　　寂静。大约有几秒钟时间。

　　这一刻，我突然觉得自己匆匆赶来这举动，实在非常可笑。我难道还要责求一个已被拘禁在押的“人犯”对我完全“真诚老实”？难道我还要对谭宗三说，我对你如此宽宏大度，你却待我如此不仁不义？我还要责问他什么？他从来没有向我保证过他在这一方面是“干净的”。只是我从来没想到要从这方面去追查他。

　　不知是因为新监室长久未住人，故而格外阴冷，还是因为当时气氛过于紧张，我看到他瘦高的身于在昏黄的光影中，嗦嗦地颤栗着。

　　我知道，这时我说什么都不适当。都可能被多事的人认为我在暗示谭宗三一些什么，因而汇报到检查组去。还有一点也不是不重要的：不能让这种沉默保持得太久。太久的沉默也可能被认为一种暗示。于是我什么也没说，赶快退了出来，出了院门，才回头去对值班看守说了句：“一切都要严格按检查组吩咐的办。不要疏忽了。”

　　这时我看到我那个助手终于松了一口气。大概他也一直在为我担着心，至此才认为我总算把这一件本不该做的事弥补了过来。

　　第二天一早，还没到开饭时分，那两个值班看守中的一个匆匆来找我。替谭宗三带来一小包东西。我定睛一看，就是昨晚他一直抱在怀里的那一小包。我一面拆包，一面问：“他还说什么来着？”刃

　　“这家伙昨晚一宿没睡，一直坐在拘留室那张硬板床上，一声不哈地面对着高高的小窗户发呆。后来又趴在木板床上写了很长时间。今早，天不亮，他就要我把这一包东西送到你这里来。话嘛，倒是有一句。他说，他实在是对不起您。真的是非常非常对不起您。”

　　看来，他已经敏感到，可能要对他进行最后的处决了。这种时候，他会把什么东西交给我呢？我赶紧拆开了包。

　　包里大致上是两件东西，一件是他近些年来写给黄克莹、却又不知为什么并未寄出的几十封信。还有一件，是一封写给我的信。

　　一定要看。无论如何也要看。紧急中，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办法，在我看完这小包里的东西前，不许助手和那个看守离开我跟前。由他们两个人作证，将来在任何人面前，都能说得清这件事。迨我一看完，立即再让这位看守把它送给检查组。

　　好主意。

　　就这么办。

　　我原以为看完这一小包文字性的东西，最多也就一两个小时了。但实际上最后看完，却整整花了我一天的时间。有些信是工整地写在信纸上的，有些却是写在旧报纸字里行间的空隙处。字极小，极紧密，看起来极吃力。但从中毕竟能看出一点谭宗三这个人最后几年经历的一段心路。

　　我想全部摘抄是没有必要的。还是择其要，摘一点吧。

　　145

　　尊敬的陆先生阁下：

　　提起笔，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来写完这封对我来说应该是今世最难写的一封信。我知道，留给我的时间无多。对于像我这样一个为这个世界留下太多缺憾和罪孽的人来说，我无法面对你今晚的责难，更无法面对你包含在这些责难里的惋惜。我希望自己能平静地接受你们对我的最后惩罚。最后走向毁灭。但我还是觉得有这个必要给你写完这封信。我不是要求得到谁的宽恕，更不是要为自己作什么辩解。我知道，任何辩解对于我来说都已经是多余的了，也是不足取的了。我之所以要这么做，只是要求得一个倾诉权。说一说我最想说的一些话。以我几十年来如此富有显赫的家境身世，要说我从未得过充分的真正的倾诉权，也许谁也不会相信。是的，几十年来，没有人对我说过，你不拥有这样的权利。更没有人对我说，闭上你的嘴。但是，在我生存的环境中，的确没有人需要别人的倾诉，更没有人愿意倾听别人的倾诉。人们不把倾诉和倾听倾诉当作活得更好更和谐的一个必要的前提。我就在这种没有倾诉的絮叨里长大变形。以至到今天，以一个戴罪之身、将被凌迟之人来要求倾诉，实也是可悲之至。可笑之至。

　　几年前我二度离开上海来到盛桥。我当时唯一的目的，是寻找一个合适的环境，从新开始自己的生活。当时我真的只是想做一个有用的人，能真正做成一两件事的人。起码也要证明，我能像我的某一位先祖那样，是个有勇气做事的人。也想以此证明，我是能够有别于谭家其他男人的。我到盛桥通海，的的确确没有政治方面的企图。更不想自陷于堕落。如果是为了政治，或寻找堕落，我完全可以留在上海。以我当时在上海已拥有的那些，无论是搞政治，还是搞堕落，怕都要比到盛桥和通海方便顺当百倍千倍。所以说，不管你们相信还是不相信，后来发生的这些种种既让人忿恨、又让人难以启齿的事，的确不是我原初的本意，也非我一向孜孜以求的。后来之所以发生这样的“灾变”，的确是有它必然的原因。这个原因我没有对任何人讲过。我不是有意隐瞒。我只是怕人嘲笑，”也怕伤了那些真正亲近我、而又有望于我的人的心。

　　说起来，事情还是在盛桥的后期发生的。前期，我做得还算一顺利。计划在盛桥办的一个纱厂一个酱坊一个花纱布门市和一个珠算讲习所，除了那个纱厂的规模不似原计划的那般大，其他的应该说都还算如意。于是我准备趁热打铁，按五千吨级码头的规模扩建盛桥的木堡港，并筹建一个股份有限的轮船公司，兼搞客运和货运。我以为事情应该比我刚到盛桥那会儿更加地顺当，但没料想，各种障碍却铺天盖地般涌来。后来我才搞清楚，在初期，盛桥方面的人和上海方面的人都不给我障碍，是因为他们双方都以为我到盛桥来，无非是像上一次那样，在上海闲得太久了，上苏北来花点钱，玩一把。玩够了自然会回上海去过他们所要我过的那种安生日子。对他们既构不成威胁，更谈不上危害。盛桥方面的人不了解情况，甚至还以为我当时仍掌着谭家的实权。他们想通过帮我的忙，日后从谭家的其他生意中得到更大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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